投资增长过快考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为适应这一要求，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需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调节转变。这是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新考验。

　　遏制不利投资膨胀与消费不足矛盾突出

　　继去年全年增长26.7%之后，今年1～2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城镇50万 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3%。

　　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的背后，主要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从增长方式看，仍然沿续了过去粗放的、外延扩大的投资增长模式。各地区仍然热衷于“铺摊子”、上新项目，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前两个月份，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开工项目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2.4%，新开工项目安排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05.6%。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高速增长的势头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第二，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调整和优化，“重厚长大”型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行业过度扩张，对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和环境等的压力进一步加剧。第三，投资过快增长，对消费形成挤压，最终使消费不足问题日益严峻。去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2.7%，是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如果今年投资增长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将导致投资膨胀与最终消费不足的矛盾进一步突出。

　　从今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增长中可以看出，经过连续五年的国债投资后，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在西部大开发、国际制造业加快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宏观环境、政策的影响下，地方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在现行的干部考评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在内的民间投资有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增长中，中央项目投资仅增长12.1%，地方项目投资的增长为64.9%，是前者的5倍多！其中，国有企业投资超过投资额的60%，居于绝对控制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在投资增速较高的行业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高。同时，这些企业既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地方政府决策对其又有较大影响。

　　增势不减，市场化手段调控作用有限

　　1998年以来，政府宏观调控部门面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成功地使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从经济学理论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套成熟的需求管理措施，并且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广泛采用，从而为我国的需求管理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但在供给结构调整方面，特别是在防止投资过热方面，至今还没有一套可供借鉴的成熟的政策体系。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投资主体有着较强的自我风险控制能力，利率也具有较充分的弹性。一般情况下，市场力量对经济过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即使市场力量调节失效，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我国，以前应对经济过热大都采取行政手段，“急刹车”、“一刀切”的办法遏制投资增长，但结果往往会导致后续几年经济持续下滑。

　　去年下半年以来，宏观调控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手段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但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不减，究其原因，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具有巨大的运行惯性，一旦投资项目开工建设，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工，非迫不得已的原因一般不会中途停工。因此，经济扩张期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先行性，但在经济收缩期固定资产投资又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效果有一定的时滞。二是前一阶段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没有认识到投资过快增长的危害性，没有根据中央政策采取统一行动，使中央已出台的政策措施效果大打折扣。基于此，要有效控制当前投资的过快增长，应该在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的基础上，政府宜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强化央行、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监管力度，督促商业银行建立科学的信贷风险评价体系，对其信贷资金流向进行深度检查。加大对投资的金融调控力度，可以考虑适当提高银行贷款利率。

　　第二，强化土地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作用，在全国开展清理整顿开发区和保护耕地的大检查。

　　第三，落实好已经出台及正在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细化政策规划指导，严格市场准入，做好行业信息发布的引导工作。

　　第四，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法商贩，建立各地区能源、原材料供需协作机制，防止囤积居奇，防止存货的过度积累。(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博士)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