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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前，我都难免经历一番内心挣扎，因为回家还是不回家成了问题。我每年只要一回家，面对城市和农村的天地差别，以及耳濡目染太多的农村境况，都不得不怀疑描绘中国图景的媒体是不是少了点“到基层走走后再说话”的素养。
久居繁华都市，且作为传媒人的我更是不断地接触诸如GDP增长令世界瞩目、东方睡狮正在醒来之类的让人振奋的讯息，坦白讲，我不怀疑这些讯息的真实性，但我更相信，即使
那些数字是真实的，它仍然无法解释我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种多年来都得不到缓解的强烈反差使我回家的愉悦都被满腹的郁闷冲散了。
我的家乡多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贫困县里除了农民和下岗工人贫困外，很多事情不仅不贫困，还出人意料的“富裕”。此处试举两例。
一是今年春节我刚回家，就听到很多人议论县里正准备建四星级宾馆，耗资3000万元。据说是一为招商引资，二为提高当地服务业水平，以吸引周围各县的高消费人群到本县消费。我始终无法搞明白一个全县全年生产总值不到1个亿的国家级贫困县，何以有充分理由来动用巨资建设高档宾馆？但洞察潜规则的人士对我说：“这个项目的建设不仅可以拉动县里当年GDP增长，而且最重要的是建宾馆要找包工头，建成后要招工，要找人经营，这些都是权力啊。”这个人没有说“权力寻租”，但他说：“权力其实就是钱。”
二是自从县里商品粮基地县和油料基地县被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几年国家拨款了逾千万元。但该做的农业建设工程、农业研究实验项目不见踪影，倒是县农业局办公大楼盖得异常气派。县农业局在会计账目处理上智商很高，有些已经做的表面项目工程实际成本10万，几经计算之下，报表上就是几十万了。国家拨款很容易就在报表上被做得滴水不漏了。
就我所知，在我的老家，类似的事情很多，难以枚举。近几年来，中央连续发出的“一号文件”都将“三农”问题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农”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已经超越了“三农”界限，渐渐上升为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了。对此，很多经济学家都出谋划策，提出国家要切实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实招。比如，农业直补、大幅度减免农业税、提高农村贫困县的救济标准、给农民消费贷款、政府投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等等。但这些措施都“书斋气”太浓，事实上，如果国家不下决心重点整治农民的父母官各式各样的权力腐败问题，一切看起来是既治本又治标的有力措施，最后都可能在地方父母官高智商的操纵下流于形式。韩江（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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