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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纽约汇市美元兑日元比价跌至近3年来最低点，不知对于饱受升值之苦的日本，是不是该又一次“闻之色变”了？
日元升值似乎是日本经济永恒的中心话题，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这个焦点似乎从未“褪色”过。虽然将日元升值与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以因果关系挂钩起来，不免过于简单化，但日元升值肯定在极大程度上加剧了日本的经济衰退。否则，很难想象，为什么日元升值
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故事会说服如此多的顶尖学者，并流传得如此之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立坚教授就是“日元升值拐点说”的赞同者之一，作为亲眼目睹“失去10年”的留日博士，对这个问题，他无疑很有发言权。想当年，日本人是怀着愉悦的心情接受日元升值的，孙教授这样描述道：“似乎每个日本人都沉醉在‘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这样的肥皂泡中。”然而，随着泡沫破灭，人们认识到这种愉快十分短暂，而带来的痛苦却相当漫长。
升值又升值
1971年在美国华盛顿，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与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进行了一场谈判。康纳利要求日元兑美元升值18%,而水田三喜男则坚持升幅必须在17%之下，为了渲染日方主张的合理性，水田三喜男讲述了一个有关日元的故事———17%对日元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数字，因为1930年日本重回金本位时，日元升幅就是17%，这次升值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可能是水田三喜男讲故事的能力打动了对手，12月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的西方十国财政部长会议上，日元升幅最终定在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基准汇率，上下浮动2.25%。这就是“史密森协议”，通常被划定为日元升值的第一阶段，以此为起点，日本继续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换。
我们猜想当时水田三喜男肯定是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来讲述上面那个故事的，但后来的一连串事实表明，这种夸张一点不过分，相反，日元升值故事所具有的悲剧色彩甚至要远远超过水田三喜男当初的估计。
资料显示，“史密森协议”签订当年，日本经济曾一度衰退，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0.2%降到了4.3%，但景气在1972年1-3月达到谷底后立即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增长率保持在19%的水平，贸易顺差额达到51亿美元。
没有达到击垮对手的目的，美国人再度出手，1973年2月宣布美元兑黄金贬值10%，日本只得让日元向浮动汇率制过渡。由此，日元升值进入第二阶段，从1973年到1985年，日元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
在这段时期，日本的汽车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日本车以低成本和高质量迅速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1975年，日本一跃而为世界汽车出口第一大国。可以说，汽车市场格局的严重不均衡引发了日美间长达数年的贸易摩擦，也为日元再度升值埋下伏笔。
另一方面，口子越拉越大的巨额贸易差也是美国不能忍受的。1981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为87亿美元，到1985年增至461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的增加率达74%；80年代中期时，日本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规模抵两个德国；1985年日本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而美国当年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种种“威胁”之下，美国又一次寄望于汇率。
1985年9月，在美国发动下，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签订了日本人迄今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规定美元对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日元被迫升值。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美国的政策就是让日本人用自己的锅煮熟自己。”
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日元汇率此后进入了长达10年的升值周期，这便是日元升值“登峰造极”的第三阶段，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在1995年还达到过80：1的水平。后来众多学者公认的观点是：正是“广场协议”吹启了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泡沫复泡沫
在国际金融界专家口中，日元升值的故事是这样被讲述的。自从世界汇率体制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日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开始踏上漫漫“升值路”。按照在日元研究领域非常有权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I·麦金农的说法，日本陷入漫长而痛苦的“日元升值综合症征”。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突飞猛进，这跟锁定22年之久的固定低汇率的保护分不开，日企不必理会汇率上下，只需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出口等方面。因此，“广场协议”带来的汇率比价骤升，使外贸首当其冲受到打击，日货的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扬直接削弱其竞争力。出口增长的放缓导致依靠“外向型经济”的日本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不景气———“日元升值萧条”。数据显示，1985年10-12月出口同比负增长；1986年出口额减少15.4%，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4.4%降至3.0%。除此之外，国内物价暴涨、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大批制造业企业纷纷转移阵地，去海外谋求生存空间，日本产业“空洞化”现象加剧。
为了扭转经济下降的势头，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开始大幅降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1986年一年里，日本4次降低利率，累计调低近2%，1987年2月更是一度把官方贴现率降到2.5%的历史低点。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升值预期，“热钱”大量涌入，而日本政府为了维持汇率，阻止日元进一步升值，不得不放出大量货币干预市场。孙立坚解释说，市场上资金过剩，加上低利率，两种因素相加作用，资金自然而然流入了获利最快最高的行业———房地产和股票，房地产、股票的价格随之飚升，泡沫经济由此而生。
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此起彼伏的一轮又一轮泡沫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当时，日经平均股价涨到38915.87日元的历史新高。1986年到1989年，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2.7倍，打个比方，如果把东京23个区的土地全卖了，就可买下整个美国。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的严峻事实摆在面前，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了，1989年11月25日，日本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试图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
金融缓和时代的终结也宣告泡沫经济走到尽头。几乎一眨眼的工夫，日经平均股价从3.8万日元跌至1990年2月至4月的约2.9万日元；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价也一路下探，根据标价，1991年、1992年间，东京地区住宅土地的降幅为22%，大阪地区为36%，名古屋地区为13%。
日本人为升值、为泡沫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泡沫破灭后“消失的10年”就是最好的证明。严重的通缩、过剩的商品、资产价格无底线地下滑……最严重的，10年中，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指标都创下战后最坏纪录，在战后西方经济增长格局中保持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对美国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
低点再低点
从“广场协议”到“日元升值萧条”，从“泡沫经济”到“消失的10年”，日元升值给日本上的这堂经济课真是“代价惨重”，作为深刻反思的结果，“低日元”已越来越成为日本汇率政策的主导取向，甚至成为日本政府整个对外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内容。
外交学院经济系主任江瑞平认为，为了达到阻止日元升值或诱导日元贬值的目的，日本不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典型案例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在日本官方操纵下，日元兑美元汇率由1995年的高点79：1贬到1998年的低点147：1，这相当程度上直接诱发并恶化了亚洲金融危机。而现阶段，日本政府又是故伎重施，不断动用大量资金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成功地被稳定在116至12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日本财务省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截至7月底，日本已投入9万多亿日元干预日元汇率，超过了历史最高的1999年全年7.6万亿的投入。为减轻国际社会对此的批评和谴责，从今年开始，日本还将公开干预改为秘密干预，原来，日本政府在委托中央银行干预市场前，会提前公开表示，事后还会宣布何时、何地、动用了多少资金进行干预。
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希望日币贬值再贬值，但谁都明白，有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有意义的是，如何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让1985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轻易退守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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