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3年一季度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加7582亿元，同比多增2531亿元。从2001年初来，中国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保持1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今年一季度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9.1%。由此，居民储蓄高速增长又成了学界与媒体十分关注的问题。
可以说，近年来，随着国内居民储蓄连创新高，过高居民储蓄率一直成了经济政策决
策者、媒体及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因为，尽管过高的储蓄率可以减缓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矛盾，增加社会公众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的信心，但它不仅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而且加大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财务风险及民众的储蓄风险。因为，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惜贷”，却不可以“惜存”。当居民储蓄率高速增长时，存款源源不断地进入国有银行体制，即使国有商业出现了巨大的存贷差时也是如此(2002年末有4万亿元)。这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选择“惜贷”，却不可能“惜存”，存贷之间的利息差，成了国有银行潜在财务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一旦没有国家担保，居民的储蓄风险也会随之而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化解10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风险呢？或者说如何引导10万亿元居民储蓄分流呢？如果从国家统计局所调查的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3项原因(如子女教育、养老、退休)来说，要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就要提扩展教育贷款、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但这些制度安排的建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如果说要等这些制度建立与完善，再来让民众增加消费，那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因此，人们一般会认为，在降低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前提下，应该适时调整目前以发展间接融资为主的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直接融资，增加投资渠道，特别要拓开进入股市的渠道，建立投资者进入股市的信心等。如果能够这样，居民储蓄的分流也就自然而成了。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以往惊呼不能放出的“笼中虎”，现在却成了千呼万应不露面的“娇女人”？或为什么以往的“内需过剩”瞬间转变成“内需短缺”？这可能与国内民众可支配的财富不足有关。别看国内居民储蓄存款有10万亿元之巨，可国人人均所占比重却只有几千元。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民众的内需不足时，先是采取极力出口或“外需”的方式来为经济提供增长动力。当国际经济处于萧条、出口增长成问题而居民又不肯花钱时，政府只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把居民储蓄借过来，代替民众消费。这就是近年来大量投资进入政府所主导的基础建设之缘由。但是这仅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社会最终消费决策只能由民众自己来决定。只有民众自己更知道如何消费以及如何形成新的消费需求。
一面是国人人均储蓄如此之低民众没有能力扩大消费，另一面又是巨大的储蓄不能够转化为民众的实际消费需求，此矛盾可能是与国内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有关(如产权保护制度)，也可能是与金融创新工具不足有关。前者表现为，如果个人产权保护是不确定的，那么人们就没有积极性去创业和追求财富，更不会增加消费。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知道个人所追求到的财富是非常脆弱、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迫使民众把大量的收入尽量积蓄起来而不消费(或转移到国外)。可以说，在国内，目前这种现象还十分普遍。
同时，金融创新的不足也是民众储蓄率过高的重要方面。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仅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金融创新的程度。因为，在整个经济增长链的最基本环节上，金融创新不仅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和融资成本，而且决定了个人的消费行为。金融创新对个人消费行为的重要性既在于它可能帮助释放出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在于为民众的投资提供多元化的选择。
因为，对任何个人来说，其消费的方式、消费的程度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多少。而个人的财富又可以分为流动财富(如现金、银行存款、种种证券、房产等)和人力资产，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其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而对人的一生来说，其流动财富与人力资本是相当不均匀的。对年轻人来说，人力资本丰厚，但其流动财富少。对老年来说，则反之。而不同的金融产品则能够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的收入进行配置(如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使用)，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消费尽量平均。
而金融创新就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的消费水平。无论是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还是市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来说都是如此。在今天，看上去美国人的储蓄率只有3%，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但在二战之前美国人的人均储蓄也是十分高的(平均水平在20%以上)，但是从1934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不仅使美国人储蓄率逐年下降，而且使美国的消费力飞速提高。仅就美国人的住房贷款为例，1950年时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6万多亿美元，增长了90倍。而这一系列金融创新背后的故事不仅让大多数美国民众有了自己的住房，更重要的是提高美国民众的消费倾向，不需要为住房而储蓄。
在中国，近年来，为什么住房业与汽车业很快就成了国内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柱产业，也是一系列金融创新的结果。如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到2002年底则上升到8253亿元，短短5年增加40多倍。汽车个人贷款2001年仅435亿元，2002年底上升到1150亿元，每年成倍增长。可以说，这些金融创新不仅创造新的需求，形成国内经济增长的新产业，而且解决民众可支配财富不足(国人看上去巨大的储蓄存款人均是十分少的)，增加了个人消费倾向(不需要为未来消费而储蓄)。而个人内需的扩大，经济增长自然步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对个人来说，金融创新也为民众提供了多种多样可选择的投资渠道。在香港，看看有谁会来关注民众的储蓄率的高低问题。在香港市场，民众面对多种多样的可选择的投资渠道，个人选择哪种投资渠道或投资工具，并不在于他人如何劝说，而在于个人对风险与收益偏好与评估。正因为民众投资可选择范围大，这也促进了金融创新不断推出。比如，在2002年低利率条件下，保本基金就大行其道。
在目前国内，由于金融市场基本上仍然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下，不仅金融市场之间隔离严重(如银行与证券、保险市场之间)，而且金融产品单一，金融创新更是难上之难。这就使得金融市场的产品风险结构不合理。金融产品没有呈现出风险结构的多元性，民众也就无法做出自己的投资选择，甚至于金融产品的风险结构倒置，高风险产品居多，低风险产品单一，这就使得民众的剩余资金只能进入低收益低风险的银行储蓄。
因此，面对着国内的金融市场，要让巨大的储蓄走出银行体系，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放开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让金融创新有其发展之空间，让金融创新不断进入前台，让民众有选择的空间，政府所要做的是修订其监管条例促进这些金融产品朝有利于民众投资的方向发展。如果仅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储蓄分流仅是如何把民众储蓄赶入风险巨大的股市，那么这样金融创新也就会走上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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