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学军
近年，清代瓷器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彩瓷系列成为中国古董市场上最热门的追捧对象之一。
2002年春季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以4000多万元
港币成交，创造清代瓷器拍卖最高价；而在同年秋季该公司的拍卖会上，一只堪称绝品的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式镂空花卉纹大罐，叫价至4000万元港币时便无人问津而流标；同时的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雍正珐琅彩题诗过墙梅竹纹盘以3200多万元港币成交。
在2002年秋季北京一家拍卖会上，一只乾隆粉彩山水如意耳琵琶尊以1100多万元人民币成交，创境内瓷器最高价。而这只琵琶尊几年前的拍卖成交价只是200多万元人民币，也曾轰动一时。
回顾中国古董收藏的历史，人们一直以追慕高古为境界。到了清末民国，宫廷收藏陆续外流，明清官窑瓷器成为收藏对象，但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古董的收藏仍是以宋元及以前的高古器物为精神主流。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长，元明瓷器价位开始攀升。90年代末，清代官窑、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彩色瓷系价位猛增，屡创新高。
这种现象颇有些令人揣摩之处。
清朝的皇家收藏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极至，皇家对高古的推崇影响到民间的博古之风。人们以高古瓷器为雅玩。清朝末年，宫廷遭劫掠，宫藏被盗运，古董从皇家及士大夫手中转向江南买办新贵，转向东洋、西洋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明清宫廷器物工艺绝美，适应江南新贵和东西洋人的口味，改变了中国古董收藏的构成。明清瓷器开始在市面流行。但收藏的高境界始终还是高古器物。
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社会变迁，国内文物市场关闭，本土古董收藏偃旗息鼓，只有海外偶有交易。中国古董的国际价位无从谈起。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台湾、香港等地经济的腾飞，中国古董市场在伦敦、纽约、香港逐渐活跃起来。大量的交易物是明清艺术品，但顶尖的标志仍是以宋瓷为代表的高古器物。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至近两年，中国大陆涌现出一批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们在国内小试身手后，纷纷到境外参与竞投和交易。由于人数较众，出手狠决，其收藏倾向开始影响整个市场的走向。清代瓷器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彩瓷系列成为抢手热门，与这一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社会化的文物鉴赏和文物市场被禁止，加上经济体制的禁锢，百姓根本无从鉴藏文物。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市场也是最后开放的领域之一。而最早染指文物鉴藏的人士，他们最早可能接触到的古董就是被国家博物馆不看重的清代艺术品。清代艺术品、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宫廷瓷器无论在造型、色彩还是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也极容易被这些古董鉴赏的初学者接受。发表最多的学术成果，涌现最多的鉴赏专家也是关于明清艺术品研究的。所以，他们手握重金在市场上寻找的必定是他们最早结识的东西。而且，清代瓷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早期瓷器，更利于市场取舍和投资运作。康雍乾三朝的彩瓷是清瓷工艺的最高代表，在市场上最适合作为一个时代古董行情的标志。
从收藏者收藏方式来讲，这种局面也反映出新兴的收藏者与传统的收藏家的不同。传统的收藏家是因为爱好、家学或保存家业的意愿等来浸润收藏，新兴的收藏者则更将其它经济领域的投资方法移植到古董市场中来，更多地将文物古董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作投资前景的研究，更多地将文物古董鉴藏当作产业来建设，更愿意尽可能快地将最好最有价值的古董收入囊中。所以，在文物古董市场上，每遇佳品必定创造“天价”。康雍乾三代的彩瓷作为难得的古代艺术品，自然成为天价的创造对象。高古瓷器传世数量极其有限，虽然人们心目中仍然视其为天物，但总归难以企及，更不可能作为市场运作的对象。加上长期的封闭管理收藏体制的限制，高古瓷器的学术研究成果社会化不够，人们无从获知高古瓷器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判断的标准。象牙之塔，无以论价，所以就产生清代瓷器价格高于高古瓷器的现象。因为国内法律政策的规定，使高古瓷器进入市场的通道狭窄，使很多人士望而却步。作为中国古董收藏主体队伍的国内收藏者不能进入这一领域，自然就影响高古瓷器的价位。
清朝康雍乾三代彩瓷的异军突起，价位居高不下是一个历史现象。这里有文物收藏自身的规律，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有不同时代鉴藏者审美情趣的因素，有不同时代鉴藏者不同收藏投资方式的作用，但最根本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长起来一批热爱民族艺术的有实力的收藏者和投资家的作为。他们对清朝宫廷艺术，特别是对康雍乾三朝彩瓷的热爱，使中国清代艺术品乃至整个中国艺术品的国际价位迅速提升。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关于中国艺术品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社会化，随着中国新兴鉴藏者对中国古代文物的认知不断提升，康雍乾的彩瓷和清代其它艺术品的价位还将不断提高，但愿其它中国古代艺术品也能水涨船高。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