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娟

　　沉寂两年之久的“政信合作理财”悄然在部分地区重现。

　　3月底，山东省梁山县总工会委托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再次把政信合作理财引入大众视野，和传统意义政信合作不同的是，该产品由县工商银行代理收付，购买对象为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由县财政兜底，购买者起点为1万~3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财政部曾有规定，严禁地方财政违规担保向社会公众集资，尤其强调禁止发售“政信合作”的理财产品，此种情况下，上述理财产品不免有借信托理财之名，行财政担保变相集资之实。

　　“此案例对政信合作来说并不具有代表性，产品本身设计不合正规，不是常规的套路，或多或少会引来违规的质疑。”用益信托研究员岳婷表示。

　　违规集资

　　今年以来政信合作理财产品的发行有明显增长之势。

　　用益信托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可统计的平台类政信合作信托产品已超40个，投资规模占比超过50%。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需求无疑为政信合作理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8年，中央下发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启动后，一种由地方政府托底的信托产品开始走俏，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出现的项目资质差、融资成本高等因素，为防止出现整个系统风险，监管部门叫停了政信合作理财产品，并在2010年联合清理整治地方融资平台，暂停了许多基建项目的银行贷款，全国各地也曾一度出现基建项目资金链断裂事件。

　　然而，在出口与房地产同时低迷的形势下，今年3月，我国加快了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速度。相关规定显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地方政府须拿出项目预算额20%~40%的资本金，才能获得相应的银行贷款和中央财政的配套拨款。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剧减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筹措基建项目资本金，进而取得贷款和财政拨款，只得想尽各种办法打“擦边球”，此类以财政担保的“理财产品”便成为其一。

　　普益财富信托研究员范杰认为，按照政信合作操作模式，产品至少会说明资金用途，但是目前来看梁山县总工会和山东信托所发行产品并没有更多的说明，“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为保当地经济增长需求，募集资金搞基建，而并不是仅仅为公告中旅游项目所需。”

　　据了解，目前“政信合作”项目操作手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将指定信托资金投向固定的项目，而这一项目则被纳入财政计划；另一种方式是以地方财政部门的下属公司作为担保和回购的主体。而运作该类信托产品平台公司的政府背景，以及发售这类产品时常采用的带有行政干预色彩的操作方法，也都在或多或少面临 “违规集资”的质疑。

　　一位信托业内人士则表示，“只要政府还是经济发展的主推手，这类以公权力做后盾，以财政信用做背书的集资就不会消失。”

　　风险转嫁

　　事实上，政信合作理财的实质，背后都离不开政府的担保信用。近日，银监会下发了《银监会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原则上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需求更是表现出“饥渴”。

　　统计显示，2012年一季度以来，已经有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天津信托、长安信托、中铁信托等信托公司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融资服务，规模达到上百亿元。其中中融信托甚至将政信合作定为今年的业务重点，目前各业务团队上报的项目也达数十个。

　　然而，在地方政府将信托作为融资渠道之下，其隐含的风险却不可小觑。

　　“既不能按照银行理财产品来操作，也不能严格按照政信合作的模式，因而后期的风险也就没有具体的路径可循，虽然有政府担保，不会出现破产的可能性，但是偿还机制却没有明确的操作模式。”范杰分析道。

　　正如范杰所言，政府兜底或许是此类产品最大的卖点，然而，是否只要有政府做担保，就能保证投资人的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涂永红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这种形式来发售信托理财产品，信息披露是不完整的，又有政府强制性行为，类似强制集资，也可能有欺诈行为，涉嫌违法。范杰也认为，金融部门的监管都存在一个滞后性，像之前的票据信托也是在发行半年后才被叫停，“一般都是先有行为，有具体的操作模式出来，监管层才能针对具体的问题采取制止措施。”

　　而根据岳婷的经验，以往也有政信合作不能兑付的案例存在，“按照以前的惯例，遇到政信合作理财产品不能偿还时，一般会由上一级的行政部门财政划拨，比如县一级发放的理财产品，一般由市一级的政府财政补贴。但是此次梁山县这款产品不能算严格意义的政信合作，所以后期如何实现偿还，目前可能并没有具体的方案出台，可能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