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储芯片突围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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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董温淑

　　来源/市界（ID:ishijie2018）

　　作为手机、电脑等各类电子设备实现存储功能的主要部件，存储芯片是应用最广泛的基础性通用芯片之一，其全球市场长期由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美韩企业占据。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历经30余年的试错、追赶、坚持，中国存储芯片企业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

　　作者丨董温淑

　　2004年，日后的江苏盐城富豪、“闪存龙头”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还在硅谷打工。这一年，他陷入了“缺钱”的烦恼。

　　此前，他一直贯彻着“天之骄子”的成长路径，年仅17岁时从盐城阜宁县考到清华大学读物理系，5年读完本科和硕士；又赴美留学，成了杨振宁的校友，拿到第二个硕士学位；成为一名硅谷精英，爬上项目主管的位置。

　　顺风顺水的生活持续到2003年底，由于与老板在工作上出现摩擦，他决定辞职创业，并在2004年注册成立了一家存储芯片企业。

　　在为了创业找投资这件事上，朱一明吃了许多闭门羹：在90年代末，朱一明兼职写程序就能年入30万元，而他四处游说也仅为天使轮拉到了10万美元的投资，对于动辄花费百亿的芯片项目而言，杯水车薪。

　　那时的他恐怕没有想到，这种缺钱的境况会持续大约5年。直到2009年的B轮融资，兆易创新都在资金危机边缘徘徊。

　　这5年是全球存储市场风云变迁、中国存储行业受挫后再次出发的5年。

　　如今超857亿市值芯片牛股、大陆闪存龙头兆易创新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存储芯片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废墟”中建立

　　2004年初，朱一明正式离职，注册成立美国技佳公司（GigaDevice Semiconductor Inc.），拉投资成为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但辛苦约见的投资人大多不感兴趣。

　　朱一明对创业项目的设想是，成为能够与三星电子抗衡的存储芯片企业。

（三星840 EVO系列搭载NAND存储芯片）

　　相信大部分投资人听到这里，就会起身离桌、微笑告别，转身把这个年轻人的联系方式拉入黑名单。

　　谁人不知，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是互联网的时代，无论中美，互联网造富的故事俯拾皆是：2003年携程赴美上市，首日收盘涨幅88.6%，创下纳斯达克3年来首日涨幅记录；转年游戏《传奇》的开发商盛大网络登陆纳斯达克，创始人陈天桥身家飙升至88亿元，成为《胡润2004 IT富豪榜》中的第一名……

　　“当时的硅谷，只要拥有一个关于互联网的创意，凭借一份简单的企划书，就能获得可观的投资。”《互联网时代》一书这样描述那一时期。

　　与之对比，芯片行业刚从历史罕见的行业萧条中缓过劲来，投融资十分谨慎。Gartner数据显示，2001年全球半导体行业收入下滑了32%，堪称历史最惨。

　　存储芯片在整个半导体产业中产值占比超20%，素有“半导体行业风向标”之称，在黑暗的2001年中受挫最为严重。

　　当时的全球存储巨头三星、海力士等企业都在这一年出现业绩滑坡，其中海力士一度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而计划“卖身”。

　　不仅在硅谷不被看好，大洋彼岸的中国，也刚刚经历了一轮建设芯片项目的泡沫，市场对芯片项目的态度趋向于谨慎。

　　90年代，为了弥补现代以来国内半导体行业的劣势，国内先后启动908、909等项目，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芯片建设大潮，存储芯片成为了这轮浪潮中的抓手。

　　时任日本NEC社长的佐佐木曾对此分析道：好比初生的婴儿要吃母奶，芯片工业中一个工厂应该先做存储器，因为存储器品种单一、数量巨大、工艺复杂、对设备的依赖性较强，有利于生产线迅速完成各环节的磨合。

　　换句话说，存储器可以作为制作工艺成熟与否的标准。

　　存储芯片可简要分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和闪存（Flash）芯片，闪存又可分为NOR Flash、NAND Flash。国内大多选择应用更广泛、市场规模更大的DRAM产品。

　　彼时，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从芯片设计到制造，在每个技术环节都是弱项。而且新项目投产后，卖给谁、如何取得客户信任，都是未知数。因此，与外国企业合资成为了可行又稳妥的选择。

　　比如，1991年、1997年，首钢集团、华虹集团先后与日本NEC合资，分别成立了首钢NEC、华虹NEC。

　　合资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合资企业存在“依赖病”，独立性低、抗风险能力差，除了要引进技术，由于中国尚没有完整的芯片产业链，还需要依赖外企的客户资源、销售网络。

　　事实的确印证了这一点，首钢NEC在1995年曾创下9.1亿营收的记录，一度喊出“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但在1997年的DRAM价格低潮期中，首钢NEC陷入亏损，最终在2000年由NEC获得控股权，沦为后者的一个海外代工基地。首钢集团也回归了钢铁主业。

　　2001年遭受芯片行业大萧条后，外国合资方日本NEC决定退出DRAM市场，华虹NEC也开始转型为代工企业，于2004年退出DRAM行业。

（华虹推出国产12英寸单晶硅晶圆上的芯片制品）

　　国内几大DRAM项目面临的冲击，证明了在巨头集中、格局固化的芯片市场中，中国初创企业想要“突围”有多难。

　　举国体制尚且面临种种困难，一个年轻人要做成“翻版三星”，如何让投资人信服？

　　别无选择之下，朱一明只能更加勤奋地拜访投资人。

　　2004年初夏，在硅谷的一家星巴克里，朱一明第二次约见一位来自中国的投资人，也是朱一明的清华校友——时任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的李军。

　　此前，朱一明并未给李军留下足够好的印象，李军曾直言：“第一次见面，感觉他还没准备好。”

　　这次第二轮见面，为了获得认同，朱一明决定用技术说话，带来了自己研发的一款应用于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领域的高速静态存储器模型。

　　或许是通过这项新技术看到了创业项目的潜力，又或许是同为清华人的惺惺相惜，李军终于决定帮朱一明一把。

　　他为朱一明引荐了知名华人天使投资人周顺圭，后者拿出了1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美国技佳，还把自己的车库低价出租给朱一明用作“研发基地”。

　　这段时间里，朱一明的清华校友、也是他在硅谷公司的前同事舒清明，也辞职加入了美国技佳。

　　拮据中成长的国产闪存龙头

　　“薛总，您能投我们吗？”

　　2004年，朱一明多次联络时任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薛军，每次都是用这句话开场。对于一家尚且不能自主造血的初创企业而言，持续的资金投入不可或缺。

　　到年底，薛军终于同意帮助朱一明筹措100万美元的A轮融资，但同时希望朱一明能回国创业。后者几乎没有犹豫，过完春节就和舒清明飞回了国内。

（北京，兆易创新总部）

　　2005年4月，芯技佳易（兆易创新前身）成立了。

　　不过，有一个小插曲是，尽管四处游说，薛军也仅筹集到了92万美元的资金，承诺的百万美元融资没能100%兑现。

　　薛军曾坦言，做出这个投资决定，他心里“没底”，最终参与了A轮融资的大多是“清华帮”投资人。

　　历经早年的产业泡沫，中国市场体会到了芯片研发的难度，而且进入21世纪后，外国巨头看中了中国的市场需求和成本优势，开始强调大中华市场的重要地位、加大在华投资。与之相比，中国芯片创企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并不受资本看好。

　　比如2006年，英飞凌的存储芯片业务分拆为奇梦达（Qimonda）公司。后者一经独立，就成为了当时的全球第四大DRAM企业，它把自己在中国西安的研发中心，定位为除了总部德国之外最重要的研发基地。同样在这一年，海力士、意法半导体合资的DRAM项目一期在江苏无锡成功投产。

　　芯技佳易（兆易创新）、武汉新芯、镇江隆智等国产化存储企业在2005年至2006年间成立。面对强敌，三家企业最后都将目光放在了闪存NOR Flash上，而非与巨头同在DRAM市场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芯片产业链分为设计、制造、封装三个环节。芯技佳易、镇江隆智是芯片设计企业，武汉新芯则是芯片制造企业。

　　常见的存储芯片中，DRAM、NAND Flash、NOR Flash三者各有利弊，适用不同的终端应用市场。相比前两类产品，NOR Flash主要用来存储代码及少量数据，适用于机顶盒等物联网终端设备，近年来也被用于TWS耳机中。

　　在21世纪初期，巨头们更多地将目光放在工控、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等高利润市场中，对NOR Flash市场的争夺相对缓和。

　　如朱一明所说：“想要打败三星，只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努力。”

　　芯技佳易、武汉新芯、镇江隆智这三家企业也是国内首批代表性的NOR Flash厂商，它们的命运在后来的时光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走向。

　　2008年5月，芯技佳易设计推出了国内第一款8M SPI NOR Flash芯片；同一年，武汉新芯建成投产，成为了芯技佳易的代工商；镇江隆智也在平稳运营。

　　崭露头角后，新的挑战很快出现了。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刚转型NOR Flash的芯技佳易又遭遇投资紧缩，现金流再次吃紧。

　　这一年，美国存储芯片厂商ISSI的CEO特意飞到中国和朱一明见了一面，提出开价1000万美元收购芯技佳易。另一家美国企业飞索半导体紧随其后，也有意收购，而且出资更高。

　　不忍让初见成效的中国NOR Flash探索中断，朱一明谢绝了美国企业的两桩收购邀约，又开始了拉投资。

　　终于在2009年4月，依旧由“清华人”薛军担任合伙人的启迪创投领投，芯技佳易完成了3000余万元的B轮融资，有惊无险地渡过金融风暴。

　　熬过了金融危机，芯技佳易在2010年改名为兆易创新，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2010年起，公司512K～32M容量芯片产品全部实现量产，存储类产品销售约1亿颗，市场份额开始迅速攀升。此时兆易创新的成长有目共睹，从C轮开始融资不再艰难。

　　同样在这一年，三星宣布退出低利润的NOR Flash市场，其后几年间多家主流的国际厂商相继宣布减少NOR Flash的生产，为兆易创新提供了机会。

　　朱一明当初选定的，与三星“完全不同”的方向被证明是可行的。兆易创新成为了闪存领域的“中国第一”和“中国唯一”。

（2021年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兆易创新展位）

　　同期，镇江隆智和武汉新芯各自走上了不同于兆易创新的道路。

　　国产闪存新星镇江隆智在2012年被飞索半导体收购，而飞索半导体又在2015年与赛普拉斯半导体完成了合并。镇江隆智创始人吕向东后来在2015年再次创业，创办了又一家闪存企业恒烁半导体。

　　武汉新芯在2016年被紫光集团收购，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长江存储，专注于3D NAND Flash产品。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顾文军曾在点评紫光集团重整案时判断道：保守估计长江存储在未来十年或需投入超过5000亿元，即每年约500亿元。

　　不过，镇江隆智、武汉新芯的发展都已是后话了。

　　闪存龙头的新征程

　　2016年，对于国内存储芯片市场和兆易创新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

　　这一年，在全球NOR Flash市场已经夯实基础的中国玩家们，终于开始将目光投向曾经惨败过的DRAM产品，兆易创新也是其中之一。

　　2016年8月份，兆易创新成功上市，随即在9月20日因筹划一桩收购案而开始停牌：上市不满一个月的兆易创新，迫切想要通过收购一家国际存储芯片大厂获得DRAM研产能力。

　　戏剧化的是，收购标的北京矽成的实际经营实体，正是2008年时想用1000万美元收购芯技佳易的美国ISSI。

　　不过，最终兆易创新对北京矽成的收购在2017年8月终止。北京矽成在2018年以26.42亿元的价格花落北京君正。

　　海外收并购并不是兆易创新在DRAM研发上的唯一选择。

　　2016年合肥产投牵头成立了长鑫存储。翌年兆易创新公告，其与合肥产投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长鑫存储，开展“19nm存储器的12英寸晶圆存储器研发项目”，其中包含DRAM研发。

　　该项目预算约为180亿元人民币，约定由合肥产投、兆易创新按照4:1的比例筹集资金。

　　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芯片投融资已不再是“冷板凳”，长鑫存储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吸引了大基金、阿里、腾讯等许多明星资本加盟。

　　从时间线来看，长鑫存储也十分争气。2018年7月16日，长鑫存储宣布正式投片试产；同一天兆易创新官宣，朱一明辞掉了公司的总经理职务（仍担任董事长）。

　　之后，朱一明兼任起了长鑫存储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两个职位，并承诺在长鑫存储盈利之前不领取一分钱的工资和奖金。

　　恐怕这时兆易创新也“不需要”他了，从2019年第三季度起，兆易创新成为了全球第三大NOR Flash厂商。

　　与长鑫存储筹建同期，2016年2月26日，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及泉州、晋江两级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了晋华集成，初期晋华集成与联电开展技术合作，专注于DRAM领域。

　　晋华与长鑫，可谓是中国DRAM领域的双子星。但晋华的后续发展遭遇了更多波折。

（晋华芯片）

　　2018年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项决议，宣布将对晋华集成实施禁售，10月30日起正式生效。自此，兆易创新和长鑫存储，成为了中国DRAM仅存不多的希望。

　　2020年底，长鑫存储的DRAM芯片通过了高通、海思、联发科、展锐等主流芯片厂商多款芯片的认证，兆易创新从这一年开始代销长鑫存储的DRAM产品。

　　至今，长鑫存储是大陆规模最大，且唯一一家能够制造DDR4/LPDDR4（DRAM细分产品）的存储芯片厂商。

　　2019年9月，兆易创新定增43.24亿元，布局DRAM芯片项目，其自有品牌DRAM已经在2021年6月推出。

　　钱学森先生晚年曾经总结：“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从90年代至今，经过失落的30余年，中国企业终于蹒跚走回了DRAM技术自研的道路上。而曾经面临种种困难的芯片创业者们，也将在国际领先市场中“会师”。

　　民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长江存储取得近1%的全球市场份额，成为国际六大NAND Flash厂商以外市场份额最大的玩家。根据长江存储的产能规划测算，2025年长江存储的全球市占率将达到约6%，有望打破国际垄断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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