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场“无县化”运动，正摧毁中国人的根

来源：吴晓波频道

这是属于一个地方县的宏伟叙事，它承载着方言、尊严和荣耀，这和经济发展没有半毛钱关系。

李老板平时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只做一些棺材生意，87%出口到日本。他经常开着一辆二手的大众，日复一日，甘愿当一个时间的奴隶。

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得知我们是前来调研的外县人，他突然画风一变，骄傲地谈起了县城和他这几年的发展。这一聊，就聊了大半天。

我们仅仅是萍水相逢。临别时，他喊住我们：“来我家吃个饭吧。”

这里就是“宇宙中心”——曹县。

曹县城北人民公园和四季河公园

今天的曹县实在太火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火起来的。

前段时间，杭州萧山特别火，因其盛产赘婿，而萧山原本是萧山县。再往回推，独山县特别火，只因建造了一系列魔幻的仿古“烂尾楼”。

城市发展太快了，或许是出自乡愁，我们竟开始关注小县城的一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县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政地理名词。

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并出自秦朝的郡县制，它最早诞生于周。《说文解字注》中记载：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则系于国，秦汉县系于郡。

你可能不知道，“县”字本身是一幅残酷的画面。

“县”原是“悬”的本字，即悬挂的意思，二者都写作“縣”。这个字在金文（大篆）中怎么写的呢？

左边是一根木头，右边是一根绳索，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也就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枭首示众，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枭首示众与“县”的金文写法

因此“枭首于挂于木上”的“縣”，象征着一种统治权威，也代指国家暴力机构和行政机构。这是“县”作为行政单位的起源的一种说法。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县的诞生千奇百怪。有的县是大国吞并小国而设立的，有的是从贵族那里瓜分了土地，有的则是几个乡合并一起而形成的。

到了战国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废除分封制，设立三十一县，县成为直属中央的行政单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也由此成为大一统王朝最小的官方行政细胞。

在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管高级行政单位是变成了州、道，还是省，县始终是最坚挺的基本行政单位。

在古代，县是农村和城市的纽带。古人来到了异乡，往往自称来自“某某县”，县是地方归属感形成的基础。

清代科举金榜

至于县太老爷，他是中央委派的。但是初来乍到，对一个县的基本情况并不了解。有人就想了个办法，找人编了一本当地的百科全书，把历史、人口、山林、物产、民俗等等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本百科全书被称为“县志”。

从此，小地方也拥有了自己历史的书面载体，其内容甚至比欧洲小国的古代史都来得精彩。

直到有一天，县迎来了最大的竞争对手——市。

在很长时间里，市是市集的意思，是一个商品交易场所。

汉代长安曾设“东西九市”。隋唐时期，长安城设东市和西市，日中而市，东市卖汉人的商品，而西市因离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所以胡商聚集，酒店业发达，李白就常常“笑入胡姬酒肆中”。

所以今天我们把购物称为“买东西”，就是从东市、西市演变而来的。

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的集市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市受到了严格管理，所以地位低下。而中华民国以后，工商业取代了农业，人员流动更频繁，这要求行政机构需要更强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县老爷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于是，市作为新的行政机关出现了。1921年，广州建市，成为中国首个行政意义上的市。

今天，如果派你到一个地方去当行政长官，你选择当县长，还是愿意当同等级的市长呢？

想必不少人毫不犹豫选择当市长，因为二者在角色定位、行政财权和招商引资等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点是名。县一般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市则重点发展工商业或者服务业。今天，种地的哪有办企业搞服务的听上去“洋气”。

第二点是权。县获得的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专项扶持资金，一般只能用在农业相关领域。而县级市可以把这笔钱用在城市建设的众多相关领域，还可以开征并使用城市维护建设税，县长就没有这个权力。

另外，县市同在一个等级的行政单位，县归地级市直管，县级市归省政府直管，它上头的地级市只行使代管职能，因此县级市的行政管理权限就要比普通的县大一点。

第三是钱。县级市的定位是发展工商业，容易争取到项目和资金，继而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和人才的聚集。而县长想弄点招商引资，头就容易大。

怎样，当县长是不是“又土又憋屈”？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的目标后，中国掀起了一轮城市化运动：

撤县改市。

在这一时期，不管是经济数据灌水，还是乱占耕地，总之不少县城为赶上这班车，拼命地达到县改市的标准。

1983年到1988年，累计建市192个，平均每年32个。即使后来国家提高了标准，1994年到1996年，依然冒出了95个县改市。

像浙江义乌、安徽桐城、四川峨眉、湖北黄冈等地方县长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市长。

而今年以来，才过去5个月，全国就有7个县改名为市。

与之对应的是，县城却越来越少。

1949年，全国有2067个县，66个县级市；

1997年，全国有1520个县，442个县级市；

2019年，县的数量继续下滑，只剩下1323个，县级市也跟着下降到387个。

为什么县市都减少了？因为除了撤县改市，还有撤县市改区。

比如兖州市变成了济宁市兖州区，绍兴县变成了绍兴市柯桥区，邯郸县划归到丛台区、邯山区和复兴区，直接被改没了。

杭州萧山区，原是萧山县，经济以农业为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萧山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劲的县级市，一度排名全国百强县的前三位。

到了1987年，萧山县就改为了萧山市，其经济实力能秒杀杭州的几个市辖区。

当然，杭州人和萧山人经常隔着钱塘江喷口水，相互看不起，本来二者的语言和文化也并非同宗。

但是，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萧山却一度被“肢解”：西兴、长河、浦沿三镇划入杭州，设滨江区。

到了2001年，杭州市为“跨江发展”，又把萧山市直接改为萧山区。萧山市长一下子变成了区长，萧山的产业功能和城市定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撤市县改区肯定是让人不爽的。

本来你可以对外自称来自XX县、XX市，在网上还能套用一下“我大XX如何如何”的句式，突然有一天，你的家乡“消失”了，你不仅有可能为邻居输血，还成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流浪人。

在这方面，湖州长兴县人民可要刚得多。

2013年，长兴县面临撤县改区的“危机”。长兴是个旺县，曾花了20亿人民币打造“全世界第一县衙”。

当撤县改区的消息出来后，数千名长兴人民冒雨前往市民广场抗议，拉横幅、写“血书”，逼得长兴县委副书记当场宣布暂停决议。

长兴人民抗议“撤县改区”

原因很简单，长兴县的财政归省直管，原本只需上交20%到省里，80%留给自己，一旦县改区，长兴区就得交50%给湖州市。

想必换做是你，也不会同意吧。

今天，中国城市发展基本上是以超级城市为核心，进行大幅度的外延式扩展。而城市的规模和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行政区划的调整。

今天，“北上广深”的县已经消失了，武汉、南京等新一线城市，也基本实现了“无县化”。无论是撤县改市，还是撤市县改区，背后都是在城市化的钢铁洪流中，星巴克、肯德基、火车站、飞机场和大型医院拔地而起的喧嚣。

这确实是历史的进步。

唯一伤感的是什么？

是“县志”将被丢进了图书馆或载入电子档案，是最原始的“我是XX县人”的身份被杀死了。

人永远该为家乡自豪，小地方的人也有小地方的血气。

独山县人民不会厌弃自己的“世界第一水司楼”，长兴县人民会为自己花20亿打造的县衙而自豪，曹县的李老板还是一边吹着家乡的牛逼，一边闷声不响地造棺材。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地方县的宏伟叙事，它承载着方言、尊严和荣耀，这和经济发展没有半毛钱关系。

蒙古人说，我的故乡是那片草原。此时你很想说，咱们的故乡是那座县城。但是，你欲言又止，你也对新区没有感情，你和你的后辈们，只能在一座没有草原的偌大巨笼中，做一个没有根的流浪人。

是的，中国人的根在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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