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文

　　在当今中国，尤其是非自然科学领域，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地想尽千方百计获取博士学位，戴有博士头衔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已参与社会工作的人群。总体上讲，这是种积极的现象。但仔细观察，这里面也不仅仅体现了“尊重知识”，更多地显示出“学位的功用性”。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想获得博士学位，为什么三年前还是大专文凭的人三年后竟然戴起了博士帽，效率之高可能使那些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惊异。其实，原因很简单，有许多的人犯了一个前提性假设错误：认为一旦拥有博士学位，就是才能很全面很高的人，就可能让其拥有更多更大的公共权力，支配更多的公共资源，本人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说要想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最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应尽快持有硕士和博士学位证书。

　　我国目前博士学位的获取之易恐怕是全世界之最，因为其中的生产机制相当宽松，更重要的原因还有在博士学位决定机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博士生导师”(“博导”)似乎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真正的“行政性公共权力”，同样犯了一个前提性假设错误，似乎一旦是博导的教授就一定是学术研究能力不得了的人物。不可否认，大部分博导是某一学科领域中的权威或有一定贡献者，但也有不少是整学期不给学生讲一堂课，甚至根本开不出课的人，整年也见不到发表一篇像样的学术性研究论文的人，居然也当起“博导”满世界晃悠，偏好于那些财大气粗而没有什么学术研究能力的人群，糊里糊涂地给他们发起博士证书来。而且，带的学生越多，亦即生产的学位数量越多，似乎就越有学问和社会影响，这犹如计划经济时代只强调“产值”不重视“效益”一样，也犹如目前中国股票的承销市场。前几天，我的一位同事将该市场界定为“寡头垄断”，以承销上市公司的家数和股票量来对承销商的信誉排队，不否认这一标准的重要性，但在一个尚未真正市场化和非经济因素起很大甚至主要作用的环境中，投资银行业务中“吃饭喝酒唱歌”式的“攻关”色彩浓厚，承销的家数越多自然被认为“攻关能力”越强，就越吸引客户，然而经由他们出手的上市公司的质量如何呢？整个股票市场的秩序又如何呢？我想其中的答案是每个人心里都有数的。同样，能说目前已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越多的博导就越有学术才能吗？

　　要知道，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时，墨西哥政府内阁的全体成员连同总统本人都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但他们连本国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不了。博士学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能力的标志，仅仅表明在某一学科领域具备一定的研究水平，并不说明一切。这首先意味着，“博导”、博士一定要是某一学科领域中具备一定水平的人，应名副其实；其次，社会对学位应正确认识，不能以学位作为论英雄的一切标准。也就是，我们的教育机制与社会用人机制仍有问题，极端的形而上学思想仍然在起支配性的坏作用。

　　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里昂·瓦尔拉斯曾“强调效用及其同稀缺性的关系，结果就有了‘稀缺性’的概念”，如果没有“稀缺性”，效用也就很低甚至为零了。由此，博士学位也好，股票承销商的信誉也好，不能仅仅是以“数量”而论，应当以“质量(效用)”为最终标准，还博士学位以学术研究能力的本来面目，对股票承销商的优劣评价以其承销的上市公司质量为最高准则，切不要使两者成为“吃饭喝酒唱歌”色彩太浓的“攻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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