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际规则阅读金融市场 市场需要清水养大鱼

　　专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金融与会计学博士汪康懋

　　对话人物

　　汪康懋，金融与会计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博导，国际金融管理学会学术审稿委员，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海内外多所著名大学客座教授。汪康懋 博士作为创始人一手成功主持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行的“第一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插上美国华尔街，获华尔街当年“十优”投行项目。

　　汪康懋曾在美国一流投资银行MerrillLynch和PaineWebber以及亚太地区著名跨国公司YTL担任要职十多年，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任教。

　　对话动机

　　近来国内经济领域颇不平静。股市连连下挫，大盘指数昨天已经最低探至1302点，投资者损失惨重；出台的新股IPO询价通知甫一出炉就引发争论纷纷；个税改革面临过大关……新京报就当前的各种热点话题采访了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金融与会计学博士汪康懋

　　国内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

　　新京报：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进入华尔街的留学生，你怎么看待国内资本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汪康懋：主要区别在于国内的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美国的资本市场有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第二级是纳市的小资本市场Smallcapitalmarket，第三级是店头市场OTC.

　　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国内的券商缺乏基本的专业技能，还有就是我们没有严格执行内线交易法，水较浑。

　　新京报：那你认为与目前的股权分置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

　　汪康懋：目前对于股权分置的讨论比原来的减持、全流通有进步，大家明白了大股东一定会持有50%以上股份，所以实际流通出来的小于15%-20%的股份，资金压力比较小。其实在国外，一般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持有股份都超过50%，特别是亚洲企业，除非百年老店像GE等这样的老牌上市公司，经过很多年将股权摊薄。一般来说，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多少与这个公司的上市时间存在反比关系，上市时间越长，大股东持股比例会慢慢降低。

　　我们整个证券市场的年龄只有12年，13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平均在5年，与美国同龄上市公司相比，美国上市年龄在5年以内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都在50%以上，但存在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是同股同权，我们是股权分置。

　　新京报：那么对于目前的股权分置你怎么看待？

　　汪康懋：我认为股权分置很好解决，对于质量好的上市公司，实施同股同价，按照汪氏模型的级别来挑选，先拿142个第一类最好的公司来解决同股同价，第二批找第二类较好公司来解决，在价格上对市价做出一定的折扣，因为市价总体是高估的，这样一批批的来，坏公司就不予解决了。

　　主板市场需要实行清水养大鱼

　　新京报：目前A股市场连连下跌，有人认为新兴的市场过度透支，必然有一个价值回归过程，你怎么看？

　　汪康懋：我不这样认为，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目前国内股市1300多家上市公司加权的平均市盈率为82.84倍，而国际资本市场平均市盈率为27倍，导致国内股市为什么在1300点徘徊的原因。

　　国内A股市场，值得投资的最好的上市公司只有142家，仅占上市公司总量的十分之一。市场还存在着接近300家属于高风险、低收益或高风险、负增长型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市盈率在100倍以上，同时还有144家垃圾股，大部分是负的市盈率。虽然整个大市的市盈率在82倍，但如果剔除400家负的和100倍以上市盈率的公司，剩下的900余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就降到37倍左右。这个市盈率与国际上平均27倍的市盈率相比，就比较接近了。只要将144家垃圾股划入三板，大市就基本实现价值回归。

　　目前尽管大盘连连下跌，但是好的公司的股价并没有跌，目前市场上第一类值得投资的公司(142家)股价稳定在12元，而144家垃圾股的平均股价已从12.8元跌到7元，而且继续下跌。这就证明市场的主流资本是理性的。

　　投资股票要看这个公司“好不好，贵不贵”。好不好是指这个公司的质量，贵不贵是指这个公司的市盈率是不是太高，市盈率在50倍以上的不要买，在30倍以下的可以考虑。

　　我们以前股市是浑水养小鱼，上市公司的市值太小，中国股市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日本上市公司是1000多家，但是我们整个市场的流通市值不到日本上市公司市值的三分之一，股市缺乏中大规模的蓝筹股。将来主板市场需要实行清水养大鱼(30亿发行量的蓝筹股)，二板市场是养鱼池，三板市场是疗伤院。

　　金融市场不按国际规则行事肯定出问题

　　新京报：目前银行有呆坏帐，证券公司有巨额亏损，保险公司存在资金缺乏投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看待整个金融市场？

　　汪康懋：我认为金融市场主要问题是金融腐败，特别是金融高官和利益集团，现在的金融腐败不容轻视，有的银行信贷主任，收人家50万元回扣，他就敢违规贷出资金一个亿，这样违规做几次，然后搞个护照逃出国，现在躲在美国的有4000个黑色富豪。温总理最近指示，加强对重点金融业务和金融高官的监管。要加强金融审计，明年金融行业将是审计的重点。还有我们没有严格执行内线交易法，不少担任高级职位人士的子女利用内线消息赚钱，我们应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在新加坡，任何官员被查出工资收入与银行存款不符，超出部分全部充公并开除公职。

　　在国外，证券公司做IPO发行时，首先对公司进行会计审计和法律审查，再发初步招股书(表明定价区间)，然后进行路演推销，而目前我们没有这样做，基本不进行路演和询价，因为目前IPO没有市场定价，一级市场没有市场化，造成了定价的随意性，忽高(高得离谱)忽低。券商自创了一些高风险业务，如委托理财、国债回购，在不良市场状态下，风险累积，到一定时间就会爆发。二级市场由于没有规范，处在庄家拉抬股票，内线交易的状态。

　　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不能用国情等借口自搞一套，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腐败，不按国际规则行事肯定要出问题。

　　中小企业板不改革只能是主板的附属板

　　新京报：你曾经公开表示，郎咸平不要与企业家为敌，那么你怎们看待企业家这个群体？

　　汪康懋：目前企业家主流是白色富豪，他们通过做实业，慢慢把企业做大，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还有一部分灰色富豪，他们是有原罪的，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腐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应该对这类富豪以罚代刑，将功补过，只要不是人命关天的问题，让他们多做善事，改邪归正，将功补过。还有一部分是黑色富豪，但是目前这部分人基本上逃到国外去了。

　　中央决议6种情况的企业家可享受股权，分别是联想式企业，娃哈哈式企业，仰融式企业，横店式企业，浙江式企业，海尔式企业(如春兰、华立、TCL等)。郎咸平的观点主要针对海尔式企业的这批企业家，党的十六大已形成决议，管理可以同资本、技术、劳动一样参与分配，即同意给予企业家股权。我建议给予企业家奖励股权方案，参照联想模式，给予企业家不超过35%股权，但需和未来业绩挂勾，分期给付。这个方案无MBO式的债务发生，又与未来业绩挂勾，很可行。

　　有了创业型企业家，资产可以从负到正，从小到大；没了企业家，一块死的资产很快因缺乏了灵魂人物而垮下去。

　　目前国内的企业家需要的不是去听管理方法课程，而是在产业知识上多学习，同时提高道德素质。企业家的管理跟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气度有关，听那些管理课程对他们作用不大，不同的老板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应于某种管理方式，只要能盈利，不必强求一律，国际上也没有标准的管理模式。

　　新京报：目前看来中小企业板的表现很让人失望，您认为中小企业板的前途在哪里？

　　汪康懋：全世界的创业板、二板都是失败的，除了美国的纳斯达克。纳斯达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一批高成长的企业，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应当学习纳斯达克的成功经验，把一些具有高成长(成长率大于50%)的企业放进来，如果目前中小企业板继续如此，那么只能作为主板的附属板。

　　对于中小企业，政府要从产业角度加以引导，现在很多小企业做不大，做到一定程度，市场饱和，企业家却又找不到新的项目来经营，国家应该成立产业研究院并为企业提供信息平台。

　　建议个税征收起点提高到4000元

　　新京报：你最近对财税政策有些研究，并且向中央递交了您对财税政策的建议，你怎么看待目前税收增长每年都是大幅超过GDP的局面？

　　汪康懋：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是偏重于“重税”政策的，是不利于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应该进行适当减税，调整税收结构。从1998年起我国积极推行积极财政政策，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增支和减税；但1998年后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用于政府支出方面，即主要是扩张导向的增支而不是减税，事实证明增支和投资拉动效果不好，目前只能采取降税政策。

　　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当时没有富人阶层，当初100元的平均收入，800元的起征点，对象是走穴的演员等高收入者。但是收入增长到现在平均1000元，加上15年的通货膨胀，而我们的起征点却一点都没有变，按照当时800元的起征点，现在8000元起征才符合逻辑，这样做也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

　　现在大学生刚刚毕业，他们找个工作挺不容易，找到工作，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元，国家现在也不给房子住，他们只能租个破房子，夏天没有空调，对他们那点工资征税干吗？目前，我建议个税征收起点提高到4000元，这样可以降低刚毕业的青年的负担，利于他们事业发展和建立家庭。

　　企业税收的负担基本都压在企业上，企业税收占全部税收的67%，而在新加坡仅仅为28%.我建议企业所得税从33%降为25%，减少8%，流转税减少7%(生产型改为消费型)。

　　目前利息税一年总共才征收200亿元，可是却将下岗工人、农民、退休干部一网打尽统统征收，美国的利息税报的是良心税(自己填报)。我们应该取消利息税，这样可以全面促进消费。

　　这样做，我们税收总共会因此减少1000亿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税种，增加其他非道德税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征收烟草税、离境税、博彩税(如彩票)，征收娱乐消遣税、高档消费品税、汽油税(这样做可以鼓励人们利用公共交通，降低目前的道路堵塞)、广告税(对保健品、烟、酒类实施，防止他们仅仅通过猛打广告而忽视产品质量来夺取市场的恶习)。

　　本报记者刘宝强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