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业协会代券商出头 促交易所割肉降低通信费

　　本报记者 江之城 北京报道

　　中国证券业协会以券商“代言人”的身份，向沪深交易所和其下属的证券通信公司“谈判”：降低通信费。

　　而且，这还将是协会今年下半年的工作之一，其目的是，“希望这项举动能够兼顾 和均衡市场各方利益，逐步建立合理的市场化通信收费标准和机制”。

　　尽管据初步测算，新的标准实施之后，券商与交易所之间的总通信成本仅仅降低了近5000万元，对于已经处在亏损泥潭的证券公司甚至也只是“小菜一碟”，但却是一个信号。在证券交易各个收费项目的价格制定上，证券交易所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而证券公司呼吁降价由来已久。

　　“交易所收费早该降了。”有券商则直言不讳地表示。证券业协会出面协调，是否就能达到如期的目的？

　　证券业协会“挑头”

　　2003年3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信息技术委员会组建，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两个行业调查提案，一个是《证券公司安全规范指引》，另一个就是《调整 2004 年证券通信收费标准的建议》，首次提出降低通信费。具体内容是，统一沪、深证券市场主要通信收费项目；在收费标准上整体 下调 8.6%；免收券商不再使用的通信接入的运行费用。

　　“通信费的收取是券商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协会希望帮助会员做些呼吁，特别是在行情不景气的情况下，达到压缩开支，降低经营成本的目的。”中国证券业协会信息技术委员会委员之一，银河证券信息技术中心前任老总陈静这样介绍专项调查的起因。

　　从2003年4月中旬开始，证券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历时2个多月的证券经营机构信息系统建设情况摸底调查，详细分析券商信息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倾听了会员反映的意见和要求。

　　证券业协会的调查显示，一家证券营业部一年的通信费约为30—50万元。由于深沪交易所的两家卫星通信公司各自独立，且各为一家交易所的通讯服务，因此，一个营业部通信系统要有4个卫星(单向、双向)接收器、4套备份系统，还需要两套地面备份系统，以及行情服务器等设施。不管使用与否，这笔开支属于固定开支。行情好的时候，哪家营业部也不在乎这笔“小钱”，而现在，却显得越来越贵。

　　尽管证券业协会提出了调价方案，但还需要报证监会批准执行。有券商对方案能否得到具体实施表示怀疑，“我们以前就此交涉过，通信公司表示，价格调整还要上报国家物价局等部门，非常复杂”。协会有关人士也承认，协会只是一个自律性组织，只能作出提议，“我们协调此事，最后还是希望证监会能够出面”。

　　平安证券经纪事业部副总经理肖学军快人快语，她表示，“早在3年前，我们公司就与交易所和证券通信公司就通信费的事情进行过商议。”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同样的说法出自不同券商之口，但商议的最后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而经营窘迫的券商却急待减负。截至7月20日，有40家券商作为银行同业拆借的成员，在中国货币网上公布了未经审核的今年上半年财务报表。报表表明，有26家券商盈利，有14家亏损，亏损总额为2.6亿元，每家公司平均亏损660万元，不少知名券商名列其中。首家上市、首批发债，融资渠道最为畅通的中信证券，也发布了半年报业绩大幅下滑的公告。2003年，沪深两市股票成交总额为32115亿元，如果按照0.2%的平均佣金、3000家营业部来计算，券商经纪业务股票佣金收入64.23亿元，平均每家营业部只有214万元。而一家营业部一年的平均成本约在55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营业部入不敷出。

　　交易所的“明白账”

　　作为证交所的会员单位，券商例行交纳有关费用。除了通信费之外，席位费的收取也招致券商不满。

　　目前券商交纳的费用主要有席位费、席位管理费，等等。根据公开数据，两个交易所席位数包括A股有形、无形和B股席位共计5036个，收取席位费约30亿元。其中，上交所席位近3000个，席位费近18亿元；深交所为12亿元左右。

　　按照规定，券商在保留一个交易席位的同时，可以转让席位，但是不能退还。对此，券商非议颇多。由于技术升级，集中交易已是趋势所在，席位大量闲置，最令券商头疼。据介绍，中等规模的券商至少有100个左右的席位，实行集中交易后，约一半的席位空出来，而每年的席位年费(上海2万元／个，深圳3万元／个)还得照交不误。券商申请一个席位的费用为60万元，分10年摊销，同时，每个席位还需要交纳25万元的保证金。目前能够摊销完席位费的券商并不多，加上保证金一次缴清，不计利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券商资金的积压。

　　银河证券某证券营业部副总林毅斌介绍说，银河证券在深圳地区有8家营业部，通过建立中心机房实行集中交易之后，已经有6家营业部共用一个席位，多出来的席位只能想办法进行转让，比如转给基金公司。

　　“转租给基金公司也未必收得回成本”，国信证券经纪事业部总经理陈革也为此犯愁。他算了一笔账，每个席位的成本在30万元左右，基金公司的租金为8‰的交易佣金，这就意味着，基金的交易量必须达到40亿，才能够达到席位成本费。而这样的交易量，对于基金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

　　华林证券经纪业务部副总经理刘勘则介绍了另一种转让办法，那就是老券商将多余的席位折价转让给新成立的券商。但这种方式遭到业内人士的断然否定，“现在还有什么新券商，席位早就多出许多”。

　　交易所的另一项收入来源于投资者交纳的佣金，由券商和交易所按比例分成。“实现浮动佣金之后，我们基本无利可图，但是交易所的提成并没有降低。”不少券商对此也有较多怨言。

　　此外，交易所还有一项支柱收入，即上市公司的上市费，包括上市初费和上市月费。如果上市公司选择在深圳上市，那么上市初费为3万元，上市月费是5000万股本以下500元，每增加1000万元股本增收100元，最高限额2500元。因此，深交所停发新股三年多时间内，损失不可谓不大。中小板企业开市之后，尽管发行规模较小，流通股股本在3000万以下，但源头既开，活水自然来。

　　改变收费模式

　　此次由证券业协会出面，分别向沪深交易所发送了调价建议函，希望参照建议的收费标准改进工作。而交易所及其下属通信公司也做出了初步回应，制定新的收费标准。这是交易所首度“让利于民”，通信公司负责人表示，这是“降低券商成本的重要举措”。

　　新的标准实施后，券商与交易所之间的总通信成本降低了近5000万元。如果平均到130家券商，则每家通信成本将减少不到40万元，如果平均到全国3000家证券营业部，则每家通信成本将减少1.6万元左右。

　　这样的降幅对于券商的经营来说，其影响微乎其微，等同于“毛毛雨”。有券商高管干脆称之为“治标不治本”。

　　不过，“我们对此还是表示欢迎，毕竟这对券商和市场有一定好处，而且，我们也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方向性的信号。”陈革很委婉地表达了话外之意。

　　无论是从行业发展，还是从技术升级，还是从风险监管的角度出发，监管部门也是力推集中交易。如此一来，券商的席位和通讯卫星必然出现大量闲置，却不能撤销，营业网点根本不用的IP地址每年须缴纳维护费用。这样一来，券商就必然要求交易所改变目前的收费模式。

　　多年来，证交所沿袭着固定的会员制收费，按每个席位(通道)收费。即使券商申请关闭席位，但是保证金并不退还，而且每年还要计提摊销费。2000年开始，集中交易模式得到推广，矛盾出现。尤其是行情持续调整，券商亏损严重，席位费和通信费在不断压缩的开支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闲置的席位成为券商脱不掉的“湿布衫”，反而增加了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

　　陈静从技术角度介绍说，两个证券市场的卫星通信完全可以实现互通、互为备份，利用一套系统传输行情，这样，营业部至少可以减少一半通信费。而现在，交易所是计算线路的端口进行收费，不考虑线路是否使用。

　　业内人士还提出，交易所应当采取按照交易流量来计费的方式，而不应当按照席位和端口的数量进行固定收费。而且，交易所收费对象应当由面向单个证券营业部改为面向证券公司，按照每家证券公司的交易流量来收费。陈静对这一提议的评价是，“集中监管，有利于降低风险”。但是，如果还是沿袭以前的收费模式，即使按交易流量来计费，也与预期相差很大，不仅不能为券商节省资金，这可能导致券商增加投资。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打破多年来的既得利益格局，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