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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凡
曾几何时，中国的券商们是那么的风光无限，各地政府都把拥有一家本地券商作为金融工作的重要目标。证券从业人员成了白领中的佼佼者，吸引了各界精英和众多的海归。一时间，参股、控股券商成为资本领域的时髦动作，善于“讲故事”的二级市场上也很快“附会”出了一个券商概念板块。《证券法》实施后，增资扩股的风潮席卷业内，券商的发展
也由此达到了一个高潮。然而，短短几年的工夫，这一切都成了过去，环绕在券商头上的光环已经褪色、黯淡，券商的发展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业内也孳生出一批问题券商，这些问题券商正在成为金融风险的制造者。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券商退出机制，对于券商的关闭基本上是采取行政手段，这使得市场中形成了国家信用是券商经营底线的错误预期。从2002年起，央行先后向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发放了15亿元、14.5亿元及80亿元的再贷款。这与1997年以来，央行在清理整顿各类金融机构过程中，向地方政府发放的1411亿元再贷款的情况是一样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发表文章说，“大量的政府兜底行为，削弱了市场和社会的作用，造成了市场约束的缺失。”他同时还表示，“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使差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最差的金融机构能够被淘汰出局。”
笔者认为，问题券商已经成为目前证券市场安全运行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建立券商的退出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具体操作上，首先，应该加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的进程。让券商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有法可依，让市场在金融机构破产中发挥主导作用，明确政府、投资者、债权债务人及经营者需要承担的责任和相应享有的权利。考虑到金融机构经营的特殊性，在破产涉及的债务偿还顺序上，应重点优先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免造成社会稳定问题。
其次，要提高法院的司法水平。由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往往涉及重组兼并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一般的法院无论在经验还是人才储备上都明显不足，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司法实践和教育培训来改善。
最后，应考虑贯彻巴塞尔协议的有关精神，借鉴国际成熟经验。例如，考虑修改《证券法》中有关券商准入的条款，改变只将注册资本这一静态指标作为券商分类主要标准的现状，引入资本适足率指标，动态地监测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达到将风险控制在较小程度的目的。同时，设立存款保险制度，改变由政府来埋单的做法。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券商的退出机制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后选择，但却不是唯一和根本的选择。要想从根本上降低金融风险，我们还是应该彻底改善证券公司的经营现状，在这个问题上，管理层及证券公司自身都要积极地思考，从证券公司的运营模式、内控机制及面临的经营环境上入手，找到证券公司做大做强的解决之道，实现证券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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