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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基于明星制度来建立一个成功的投资银行；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成功的投资银行
文/霍康
证监会最近在首次公开发行项目分配过程中全面推行保荐制，以替代原有的通道制。这一措施凸现了中西方股市之间的巨大差异。证监会将保证那些待上市公司质量的责任托
付给投资银行家个体，希望能借此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与西方监管做法及投资银行惯例大相径庭。
当然纽约华尔街也不时出现那些为其公司带来丰厚收益的明星银行家或股票分析师。并且毫无疑问，就像最近弗兰克.夸冲(Frank Quattrone)这位明星科技业银行家案所表明的那样，即使在美国实行的制度下，如果银行家触犯了证券法律，他们也要为此承担个人责任。
但是你不能基于明星制度来建立一个成功的投资银行；你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成功的投资银行。
自1933年Glass-Steagall法案实施以来，只有几家投资银行幸存了下来。纵观全球，由于证券业异乎寻常的波动性，要生存不仅要有很强的机构管理，而且还要对所承担的风险进行控制。而仅仅能生存并不是成功之道，声誉才是重中之重。建立声誉的方式是为最好的公司完成最好的交易、并为投资者带来最丰厚的回报。要建立自己的声誉，投资银行不是有交易就会做，他们往往是很挑剔的。
如果投资银行承销的交易很糟糕，如果出售给投资者的公司在会计报表上有欺诈行为，或者公司业绩表明公司的披露不充分，结果会怎样？投资者将会不高兴。就像最近的世通案那样，投资银行的代价将会非常高：花旗银行被迫准备了几十亿美元的法律备用金以随时应付投资者的法律起诉。笔者还记得在早些时期有这么一笔中国交易：公司在上市前夕就完全崩溃，但要停止上市已为时太晚。为了使投资者毫发无损地从这笔交易中脱身，投资银行以发行价格从他们手中购买了大量刚上市的股票。随着上市交易，这些股票价值大跌。这家投资银行自身因此而损失惨重。
换言之，为了使其投资者客户高兴，该银行承担了交易出现问题的责任。如果不这样做，则它必须面对未来交易得不到这些投资者支持的风险。很显然，如果一家投资银行有过多不良交易并且管理不善，那么它除了破产别无其他出路。
反观国内，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加大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力度。就像在上期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从一开始起，监管机构制订的上市过程就把公司及其上市本身变成了一种商品。换言之，所有获准上市的国有公司受到了平等待遇，显然实际情况不能这样。自2001年起，证监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公司的披露标准，并加大了惩罚那些欺骗投资者的公司和管理层的力度。尽管香港和英国采用了保荐制，并且尽管这一制度可能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但它并不代表市场又发展了一步。我再次想说明的是，证监会没有将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成功的金融机构上，而是放在了上市过程上，而这个上市过程本身也有很多瑕疵。让我们就从上市过程谈起。
证监会应当让证券公司自由竞争发行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项目，而不是给它们提供一个配额(即通道制)或要求它们必须有至少两名合格保荐人。为了防止过多的上市申请，证监会应当提高其上市标准并要求证交所遵守。如果公司或其承销商在进行交易过程中违反了上市规定，证监会应当对两者施以重罚，并且还应当允许投资者起诉他们。用不了多少时间，你肯定会看到上市项目的质量得到提高，也许证券业将会出现更多的整合，这两种结果都是大家想看到的。再进一步，证券公司之间的差距将会加大，最好的投资银行人才将会流向最佳的投资银行，而投资者将会投向那些能提供最佳投资机会的公司。一句话，中国将开始建立一个专业化的证券行业。
当然，这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一方向至少能在证券公司之间制造一种竞争张力，促使证券公司将工作精力放在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上，而不是放在吸引有配额的个人和证券公司的“明星”身上。保荐制只是为那些年轻且缺乏经验、但是具有考试才能的年轻投资银行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70%通过首次考试的银行家年龄在35岁以下，并拥有硕士或以上的文凭。将保证所有上市工作得到正当实施的重担只放在这些人肩上，这显然忽略了银行多元个体和不同团队的协力配合工作，而没有这些个体和团队，交易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中国希望建立真正有竞争力的、能与国外同类公司抗衡的证券公司，那么金融机构应当是发展的核心，而不仅是那些有高文凭的年轻人。
(作者为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出自：2004年6月 总第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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