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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中介已经错过了国企重组及海外IPO的机会，能不能抓住民间企业重组的机会？
文/牛文文
拯救托普！拯救德隆！—2004年春天的企业界被坏消息笼罩，除了一连串的企业家猝死，就是一连串的企业需要拯救。
4月上旬，我到四川成都，当地的一些民企都在说“拯救托普”，后来还看到一份由一家中介机构起草的“托普拯救方案”。4月下旬到上海开会，又听大家在说“拯救德隆”。我的一位投行朋友东方高圣老总陈明健在会间递了一个条子，建议我们召集一个关于拯救德隆的座谈会，“这是一件大事，一件紧急的大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那一波集中的企业失败潮中，我们并没有听到过类似的拯救呼声。为什么这一回会有如此强烈的拯救呼声？
先得看看是谁在喊救。
出面呼吁的，主要是民间企业，而且以地方民间企业为主。在四川，不少当地著名民企、川籍企业家(以及民企代言人工商联)，都或多或少介入了“拯救托普”的“阳谋”。相比之下，关注德隆的民间企业，地域性不那么明显，但量级很重。一位著名企业家和我说，“如果德隆倒了，可能会产生连锁效应，影响到民营企业的整体生存环境。”
背后使劲的，是地方政府。这两家企业的成功背后，都有强烈的政府因素，在失败后，又都有政府在补救。宋如华本人在2003年7月曾经对我说，四川官方放出话来：如果托普回头，四川愿意帮助托普渡过难关。宋据此揣测他的困境可能与四川方面发难报复有关。现在看来，四川方面似乎已摒弃前嫌，开始积极地拯救“四川人民的托普”。而德隆更是“关系到新疆多少多少万农牧民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稳定”，自治区领导公开向媒体力挺德隆。德隆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新疆的窗口公司，新疆在里面装进了太多的企业、资源、政策与“概念”。德隆倒了，会砸伤新疆。—10年间，地方政府与民间龙头企业的关系，通过资本市场和资本运作，的确比十年前紧密多了。
但真正操作的，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国内民间中介机构，说直白点，就是本土草根派投资银行。中国近十年资本市场在使绝大部分企业证券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巨大的金融证券中介需求。但中国波澜壮阔的国有企业坏账剥离和海外IPO，主要是由国家财政、银行与跨国中介协力完成的，中金公司是惟一有机会参与的合资中介。(反观在东西德统一过程中，德国政府利用东德企业的重组与拯救，催生出了罗兰.贝格这家著名的中介机构。)民间投行，主要局限在小规模的分散的民间企业的重组并购和红帽子企业的MBO业务，“在土坷垃中刨食”，日子艰难，实力有限。
托普、德隆这样大型民间企业的重组与拯救，正是本土中介大显身手的最佳机会。看来他们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对照前后，10年前企业失败时没有出现拯救潮，是因为那时的民间企业还没有成气候敢“兔死狐悲”，民间中介更没有成气候能“火中取栗”，当然，民间企业也没有大到让政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面力挺。10年过去了，你要掉下悬崖，还有人有意愿有实力拉你一把，总还是件“不幸中的幸事”。
该不该来拯救这些出现财务问题的企业呢？有人说，企业生死自然，为什么要救？企业要死了还救它，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的老想法。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国外，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也并不就立即听死，都会有一个重组拯救过程。韩国5大企业集团，在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后来虽然换了股东，但企业仍在活动。日产汽车陷入困境，法国雷诺入主后企业仍在良好运转。就是世通安然，也还在重组。—中国出不了大企业，与往往“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的残局文化有关。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百足之虫，僵而不死，那是一种气度。李东生收购施耐德电子，感慨于“破产的企业，还那么井井有条”。成熟的商业社会，应该有一个企业退出机制，重组机制，才不至浪费资源。
现在最关键的，倒是“能不能救得”？
能不能救得，要看企业家的有没有“壮士断腕”的气度，接受来自外部的痛苦分拆；更要看外部执刀者的实力与张力。德隆400亿左右盘子，资金链上约有1000亿，据估计拯救德隆需要100亿左右的资金—中国的中介机构有没有实力安排这样大规模的一笔重组？还是个疑问。
一个大经济体的崛起，总会托起一两家大的国际性中介。我们已经错过了国企重组和IPO的机会，能不能抓住民间企业重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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