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可以让沪、深两个交易所继续竞争

　　5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出批复，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主板市场内设立中小企业板块，并核准了中小企业板块实施方案。市场知名人士韩强先生对于即将开板的中小企业板块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问、现在A股市场问题较多，您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韩强：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股权割裂。在我们的证券市场中，由于历史原因，同一公司的股票被分成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甚至还有A股、B股和H股，形成了一种股票多种发行价格，造成了股权结构的分裂，这种情况既不利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客观上也使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广大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如果从我国已经加入WTO的形势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合格的境外投资者(QFII)要参与A股市场，而且合格的境内投资者(QDII)也要参与国际市场。目前离内地最近的是香港特区的市场。我们知道H股的发行价与市场价都大大低于A股，一旦QDII开放，就会形成比价效应，再想高溢价发行A股就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已经获得经营人民币的业务，同时内地旅游者可以用人币银行卡在香港购物，港币与人民币的相互兑换要比其它外币兑换容易得多。同时，内地投资者还可以作为客户，委托QDII机构在香港买股票。这样势必会对A股市场形成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流通的A股的特殊性不会再维持很长时间了，上市公司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迟早会流通的，高溢价发行流通股的情况也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的。因为市场的客观规律要求等价交换。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商品的双轨制，还有生活必须品的种种票证，但是从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到90年代，大部分价格双轨制取消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在我国加入WTO，经历过渡期之后，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双轨制还能维持多久呢？

　　问、现在证券界人士主张推出中小企业的创业板，您有何看法？

　　韩强：我认为，所谓创业板，或者“二板”，是在2000年提出的，当时美国的纳斯达克正处在高潮，很多人认为纳斯达克是美国的高科技板，想模仿出一个二板，在香港搞了一个中小企业的创业板。其实在德国和韩国也有类似的中小企业板，最后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呢？是因为不了解美国纳斯达克的真实情况。

　　2004年2月18日《国际商报》刊登了郭励弘先生的一篇文章《多层次股票市场怎么建。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情况：

　　NASDAQ是“全美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的英文缩写。全美证券商协会成立于1939年，其中有几千家是从事场外交易的券商，为使他们及时掌握市场情况，一家私人机构每天用粉红色纸张印出1万多种场外股票的价格并尽快发往全国。1968年无线电(后来是电子网络)自动报价系统启动，纳斯达克诞生。自动报价取代了粉红色纸张的作用，但是这个最初级的场外市场仍被称作粉红单市场。1975年，纳斯达克规定了上市标准，使纳斯达克证券与其他场外交易证券分离开来，自此有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这一高级市场。1982年，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的佼佼者按照更高的上市标准组成全美市场体系，其余的公司则组成小市场体系。1990年，为便于交易并加强场外市场的透明度，美国证监会责成全美证券商协会为场外交易设立电子公告板，向投资者提供未上市公司的股票信息，并将一部分粉红单市场的优质股票转到电子公告板上来，这就是OTCBB。

　　所以，完整含义的“纳斯达克”包含有四个层次的多层次股票市场：纳斯达克全美市场体系、纳斯达克小市场体系、OTCBB、粉红单市场。整个演进过程是从小到大，但并没有图大弃小。把纳斯达克仅仅理解为中小企业股票市场、或高技术企业股票市场、或与纽约证交所平行的股票市场，都是片面的。

　　郭励弘先生的叙述是完整的，我们证券界并没有看清“纳斯达克”包含有四个层次，误认为“纳斯达克”就把是中小企业股票市场、或高技术企业股票市场，所以陷入了误区。

　　问、您认为陷入误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韩强：我认为后果就是2001年各地都在争所谓的“二板”。“东”(上海)、“南”(深圳)、“西”(西安)、“北”(北京)、“中”(武汉)等城市均有专家和学者支持在本地设立二板市场。争的结果是确定了上海主板，深圳二板。而国际市场却发生了变化，纳斯达克指数的大幅下跌，让不少人产生了想法，有没有必要再开二板呢？结果是深圳从2001年停止发行新股将近三年。

　　其实，就算上海主板，深圳二板这个模式，当时也不应该让深圳停止发行新股。因为现在的电子交易系统完全可以做到：二板开始，原来深圳的股票平移到上海就可以了。2002年3月我在《证券市场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上交所有个竞争者》，指出：

　　沪市和深市都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也一直处在竞争中。我们可以让这两个交易所继续竞争，看谁的服务功能发挥得更好，看谁在加强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做得更好。同时上市公司发行新股也可有选择的余地，防止一个交易所形成垄断。大胆地设想一下，将来条件成熟了，两个交易所也都可以开二板，也可以在二板上继续竞争。

　　恕我直言，2000年开始，深交所一直与上交所争二板是很不策略的，结果使自己陷于二板开不成，主板又发不了新股的被动局面。

　　现在看来陷入误区的原因是我们证券界不了解美国的“纳斯达克”是包含有四个层次的多层次股票市场。误认为主板和二板就是二个层次。

　　现在，我认为，深交所应该恢复原来的地位，因为它本来就是全国性的市场，有良好的设备，这么好的设备，只搞一个“中小企业股票市场”是大马拉小车，是资源的浪费。“中小企业股票市场”应该放在地方性市场，这不是深圳全国性市场的任务。

　　问、关于深圳创业板的方案有“三步走”和“两步走”的说法，您对此怎样评价？

　　韩强：所谓“三步走”的方案是：第一步是在不降低条件的前提下，把一些中小盘股适当集中起来，恢复深交所的新股发行；第二步，研究降低上市门槛，扩大这个板块；第三步，条件成熟以后，把这个板块独立出来，设立创业板。所谓“二步走”的方案是：第一步，企业初期上市条件(三年持续盈利)、发行审核、信息披露等都和主板一样，股份同样区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第二步，考虑逐步取消上市企业必须三年盈利的限制，转而专注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性，并在时机成熟时启动股份的全流通。

　　我觉得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模仿主板的股权分置，仍然维持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格局。客观上会形成主板股分裂与所谓创业板的股权分裂。主板解决不了的问题，又到了所谓的“创业板”，仍然会出现流通股为非流通股做贡献的情况，而且会形成大股东与普通投资者不平等的局面，那么投资者的利益又如何保证呢？

　　问、为什么“中小企业股票市场”应该放在地方性市场？

　　韩强：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推出创业板如果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认为，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放在第一位，仍然是企业为本位，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以投资者为本位”，很难做到保护投资者利益。因为企业是有生存期的，中小企业波动较大，一旦亏损，对投资者来说，就会遭到很大损失，况且上市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深圳这样的全国性市场上市，就要付出较大成本。而且照要求还有年度报告，季度报告，还要公开刊登在报刊上，这都需要成本。同时对中小企业的监管也需要会出成本。如果这些中小企业分散在全国各地，又如何实现有效的监管呢？

　　其实纳斯达克是有层次的，1982年，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中的佼佼者按照更高的上市标准组成全美市场体系，其余的公司则组成小市场体系。这也说明小公司是不能在全美市场上市的。所以，中小企业最好到地区市场上市，这样既可以降低成本，也有利于地区的投资者了解公司情况。

　　问、您一直对深圳的发展非常关注，谈谈您对深沪两个市场的看法。

　　韩强： 我认为，深圳和上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做出了贡献，现在的区域之争是市场初级发展阶段认识不成熟的表现，其实两个市场都是全国性市场，都有先进的交易系统。在所谓“主板”和“二板”的争论中，一开始就陷入误区。结果是深圳停发新股三年，并没有形成平等竞争良性循环的局面。假如当初上海争得二板，也会出现在深圳这样的局面。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对两个市场进行定位。就是充分发挥两个交易系统的功能，形成上市公司处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这就是一种激励机制。

　　正因为初级发展阶段，所以要需要两个市场的平等竞争，也需要创新，防止垄断。

　　如果我们参考国际市场的经验，我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开设一部、二部。

　　东京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严格的上市审查标准。股票先在第二部市场上市，然后再根据更严格的标准在第一部市场上市。

　　第二部的标准是：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亿日元。浮动股东数2000人以上。公司已成立5年以上，并继续营业。纯资产额15亿元以上；纯利润额最近3年不得低于2亿、3亿、4亿。股息最近3年平均平均每股在5日元以上并且预计不会降低。最近3年“无虚伪记载”，最近1年审查为“无限定、适正”。

　　第一部的标准是：注册资本10亿日元以上。浮动股东数3000人以上。交易额在每一个交易所为20万股以上。股息最近3年平均平均每股在5日元以上并且预计不会降低。最近5年“无虚伪记载”。

　　这里的一部、二部都是指的主板市场，也就是说在主板市场上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先进入二部才能再进入一部，在一部不合格就要降到二部。如果股票上市不合格就要“废止上市”。

　　所以，我们可以搞上海“一部”，深圳“二部”。先在深圳上市，经过考验再上升到上海“一部”。而且，不搞终身制，在“一部”不合格就要降到二部。如果股票上市不合格就要“终止上市”，再降到“股票代办转让系统”。

　　这里所说深沪股市“一部”、“二部”都是主板，都是全国性市场。从多层次市场来看，还可以建立区域性市场。可以设想，在区域性市场上市的公司，成绩优良的到深圳“二部”发行股票，在“二部”优良的再升级到上海“一部”。反之则逐步降级，有升有降，才能公平竞争。

　　问、您是个哲学教授，什么契机使您开始关心起股市来了？

　　我曾经参加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家研究》。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一个学派，是想建立一种中西结合的哲学。经过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到牟宗三、唐君毅,再到杜维明、刘述先,经过三代薪火相传的努力,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代新儒家，正好处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升时期，他们极力宣传东亚现代化的模式。这就自然联系到现代经济。90年代日本经济遇到了难题，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我研究经济问题，而证券市场又是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同时也反映出人的思维和文化价值的观念。这个契机使我开始关心股市。

　　我主要是从经济哲学方面来进行思考。西方经济哲学的著作，有鲁滨逊的《经济哲学》，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麦塞斯的《经济学认识问题》，罗森布尔基的《微观经济规律：一种哲学的分析》。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哲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87年陈章亮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曹维源的《经济哲学论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进主编《现代经济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张雄，陈章亮主编《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吴德勤的《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刘敬鲁的《经济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对于经济哲学，我国学术界也展开了讨论。我认为，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建立系统的经济哲学理论的时机还不成熟，应该从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新形势出发，研究现实中提出的理论问题，以哲学思考方式把现实中提出的经济问题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上进行分析。我的初步研究成果是2003年发表在《求是学刊》第4期的《虚拟经济的哲学思考》。目前的教育部博士点项目《现代新儒学的两条路线》(主要研究东亚经济模式)，还在研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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