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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莫菲上海报道
“2004年，或许有更多的券商愿意把包袱统统交给政府，”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问题越大，政府越重视。”
2003年，证监会先后宣布珠海证券、富友证券、佳木斯证券、新华证券因严重违规经
营，撤消营业资格，责令关闭停业。
面对接二连三震撼券业的公告“突袭”，一些极可能已被列入证监会黑名单、等待“关门大吉”的券商却长长松了口气。
依照《金融机构撤消条例》规定，由证监会下令行政关闭的模式，在业内人士眼中，似乎是对上述官司缠身、资不抵债券商的极大“恩赐”：停业券商的一切问题与债务将轻松甩给由证监会、央行与当地政府组成的清算组处理。
“政府将统揽解决方案并承担责任”，这句话一直以来在业内广为流传，而那些严重违规的问题券商及相关责任人却落得一身轻，不再需要为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客户保证金与到期债务而整天担惊受怕、犯愁不已。
央行受累
事实上，被业内视为政府很大程度上压缩了系统风险，并将在今年继续执行的“行政破产”思路是：
一、证监会宣布问题券商行政撤消、关闭；二、债务剥离。首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同时地方财政做担保，解决自然人债务；三、机构债务登记在册，由新设的实业公司或另一券商承担，或者等待清算偿付；四、分割业务与牌照，把问题券商的业务、客户及牌照分别转给其他券商。
照此方式，证监会认定的、进入濒临破产清算程序的“坏孩子”，几乎不会担心因此前违规过错而承担风险与责任。
据了解，2003年12月，为配合新华证券的行政撤消，中国人民银行以再贷款形式一次性拨付14.5亿元，解决潜在的保证金提取风潮。
2004年1月，又有一笔近100亿元资金从北京划入南方证券总部的财务账下，以解决南方证券行政接管之后的流动性受阻的燃眉之急，而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大部分资金源于央行再贷款。
“在一批券商撤消、关闭的过程中，风险早在行政指令下‘悄悄’转移了方向。央行再次充当‘消防队’角色。”上述人士表示，“不容质疑，这角色会长时间地扮演下去。”
据悉，近年国家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和城市“三乱”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1411亿元左右的再贷款，用于解决自然人的债务缺口，也是由地方财政提供的担保。
而在处理停业券商的自然人保证金问题上，央行再次“扩大基础货币发行量”以化解金融风险。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范建军分析：“这实质上是把券商对自然人的负债转变成券商对央行的负债，债务风险转移到央行的身上。”
据悉，目前央行的再贷款有以下七种形式：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专项贷款；救助性贷款；发展性再贷款；政策性银行再贷款；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资金再贷款。
而在这些再贷款中，资产质量最差的再贷款之一是对已关闭破产的金融机构再贷款。
事实上，这些问题券商已因严重资不抵债，被责令关门停业。要求这些丧失生存之道的券商偿还再贷款，希望极其渺茫。
尽管，央行再贷款由当地财政作担保，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三令五申表示“地方要严格履行还款合同”，但事实表明，时至今日，地方政府连带偿还再贷款的规模相当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11月，央行共发放1141亿再贷款，收回才不到20亿，仅占1.75%。
“金融稳定是央行的职责”的思想在业内甚为流行，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向央行提出“能否豁免再贷款”的要求。
范建军认为：“证券业系统风险正在逐渐转移、积聚到央行，央行成为风险最终的接棒者，形成难以化转的死结。”
据悉，在银监会与央行分家后，央行的主要职责转变为“稳定货币政策”。
“而这没有消化掉、由央行最终承担的风险将对国内的基础货币发行构成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决策。”
债务疑团
记者在最近关门停业券商的清算公告中，似乎很难发现对机构及银行债务的处理方案，仅以“债权人在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清算组申报债权”一句带过。
何时清偿机构的债务，由谁来清偿，只字未提。
民族证券某高层告诉记者：“券商被吊销资格，相当于宣告破产，但机构债务，包括银行债务的清偿工作，似乎还早着呢。”
据透露，1998年被中国人民银行责令关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1999年进入清算程序，直到2003年3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
至此，历时4年、全国首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尘埃落定。
上述民族证券高层判断，如果已处于停业状态的券商按照这种方式处理，那么他们的机构债权人，必将熬过漫长的日子，才能获得赔偿。
相比之下，证监会与机构债权人似乎更青睐珠海证券的承债模式。
2003年9月，正式关闭的珠海证券重新工商登记为“珠证实业有限公司”，由珠证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珠海证券的机构债务。而其经纪业务客户全部被海南第一证券公司接管。
招商银行同业处陈小姐表示，“尽管我们对由证券公司转型而来实业公司的经营能力几乎一无所知，对新公司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实足的信心，但这也比经过漫长清算程序的等待后，发现没有太多收获，好过得多。”
据悉，广国投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广国投：12.52%；广东国际租赁公司：11.5%；广信公司：28%；广国投深圳公司：19.48%。
此外，最近券商行政破产案中，不少潜在、隐藏的债务问题引起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警觉。
“前车之覆、后车之师，不可不提防！”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感叹。
他提醒业内“提防”的事件是指，2002年中银国际接管港澳证券20家营业部之后，发现这些资产中竟隐藏着高达6亿元的账财务黑洞。
“没有人可以对此做‘担保’，证券营业部的某些烂账有时连证监会也弄不明白。”
尹中立对“要，就得背着”的行政接管模式，提出质疑。
他认为，这种接管或托管，并非良性并购，一旦踩中地雷，就会拖跨好券商。
“这是个‘毒瘤’，一旦转嫁接到好人身上，毒瘤虽然暂获重生，可是好人却可能有致命的危险。长此以往，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会越积越大。”
无奈之举
“目前，国内券商几乎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中心梁静认为，“这只能说是由政府主导的被动式破产，或者是行政性退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当债务人不能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有权提出破产申请。
尽管如此，《我国证券公司退出存在的问题》(来源：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研究所课题组)一文表示：“我国没有对证券公司破产、解散、关闭等退出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国际化趋势不相符合。”
事实上，在我国，严格按照《破产法》对券商进行破产清算的案例是不存在的。包括广国投事件，均是在政府“插足”，下令撤消之后，才进入正常的破产清算程序。
夏斌主持的《中国证券公司风险状况调查》一文，指出“采用行政性关闭的形式，其好处是不会对经济造成过大的冲击，不会形成社会动荡，当事各方也容易达成协议”。
但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债权人与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
而某些券商主动提出破产申请的举动，一度被政府认为是“逃避银行债务”、刮“破产风”的恶意破产行为。
2003年12月，高法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要严把破产案件受理关，遏制那些导致银行债权被大量逃废的现象”。
但市场另一种理性的言论正在响起，“如果没有行政性关闭，证券市场的金融系统风险会在黑暗中爆发。”民族证券高层表示。
“券商的财务信息仍处于半透明的朦胧状态，即使债权人能够看到券商的审计报告，“你也很难发现其资不抵债的真实面貌。”
“不少券商会采取剥离亏损与债务的方式修饰报表。”
因此，债权人主动提出破产请求的空间十分小，而以监管层下令的行政主导方式，或许是证监会迫于无奈、暂缓金融风险的举动。
“但这种处置方式终究不是治本之策，”范建军表示，“按照市场化的破产程序，随着企业的清算与核销结束，它的风险将一并消失。”
而目前，这种方式本质上只是暂时缓解风险，不断转移与积累矛盾，而不是在化解风险。
“无论采取行政接管，还是央行再贷款，券商现有或潜在的不良资产并未得到彻底核销，它们仍需挂在账上等待偿还，有所不同的是，坏账从一个帐薄转到另一个帐薄。所造成的后果是政府的财政负担将越积越重，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将越积越高。”
范建军表示，目前监管部门首先要做的是，在暂时缓解风险的同时，不断完善证券公司的退出机制与相关破产法律，采取市场化模式、实施合规的保护债权人为目的的破产清算，一方面增加券商进行风险管理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使业内的金融风险得到及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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