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通：价值判断难以统一 最佳时机尚属空谈

　　撰稿人侯宁

　　近日，全流通问题再度受到部分投资者的关注。但与去年11月前不同的是，我国股市气势如虹的涨势似乎并没有受到全流通鼓噪的影响。那时候，全流通和减持是人见人怕的“鬼故事”，如今它却变成了专家学者探讨的专业课题。这一变化说明了人们对全流通的预期变好了。但笔者以为，全流通问题并不仅仅是利益之争，它折射出的是价值观念之争。理清 了怎样才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样的价值观后，才有可能素描出最终解决全流通的可能方案。在此之前，最佳时机纯属空谈。而对“补偿式全流通”也不可冀望太高，期待一个既能符合全民利益又适当兼顾场内投资者利益的切实可行的“价值型全流通”方案或许更为实际。

　　众所周知，股市的建立是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产物。在姓资姓社尚在争议之时，股权分置的制度设想起到了答疑解惑的作用，对股市顺利建立功不可没。在2000年前，也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似乎中国股市就该如此。之所以后来成了事实上的“股权分裂”，就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到了另一个深度和高度，姓资姓社的价值观之争已经不是问题，而股权分置的缺陷也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因此，才有了全流通的大讨论和解决非流通股的流通这一世纪大课题。但李荣融为什么不讲补偿式全流通而强调要“一视同仁”，而尚福林也不提补偿概念尔强调要在“发展中解决股权分置”呢？站在证监会的部门立场上，给股民实惠让大家热爱股市有何不好呢？但问题就在于，证监会也是国家机关，它还有更大的利益需要考虑。这就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股市的成长历史。

　　股市设立之初，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财产，而国有财产是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只是代理机关。就是说，对绝大多数成长到今天的上市公司而言，它的原始资本的提供者是全体国民。但是，公司上市了，流通股溢价发行了，上市公司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私有资本被容纳进了上市公司。股市的私有成分便出现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股市的构成组分中私有资本的成分越来越重，而国有资产由于股权分裂的现象也从中获益巨大。那么，在此时提出全流通，便必然会涉及一个问题，即原来提供原始资本的国有股在制度设计的结构缺陷帮助下到底占有了多少流通股东的私有财产？国有股在此时还有没有“保值增值”的必要？以“净资产”为底价进行减持逐步实现全流通对流通股东这些“私有股东”是否公平？而代表全体国民(包括已经入市的股东们)看管资产的国家(具体落实到国资委)是否同意补偿性的方案？

　　不需计算，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系统性大问题。它涉及到了具体的6000万股民，更关系着国家代表着的十三亿国民！处理得不好，非但会损害流通股东的切实利益，更可能伤害全体国人的感情，从而伤害政府的信用及其倡导的价值观！

　　在此，“市场经济理想”所要求的对个人自由、平等、财产尊重等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对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维护出现了冲突，而化解这种冲突的新的价值体系需要平衡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利益，需要体现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因而，这一价值体系的重心在“公”还是在“私”便显得异常重要了！

　　从这个意思上说，李荣融也只能说出“一视同仁”的话，而尚福林也只能说要“本着发展的观点妥善解决股权分置”了。

　　我认为，目前盛行的“统一原则，分散决策”的观点或许还只是更希望体现流通股东利益的证监会，和旨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之间一种暂时的共识，但这个原则的统一却仍然需要两大决策部门在更高层次上对关系改革方向和性质的价值观形成共识，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上的价值判断达成集体共识。“三个代表”是总体的方向，但具体的把握却绝非易事。

　　事实上，价值观也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市场基准价值观；另一个是整体的对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富如何分配的社会价值观。有人指出，别说是整体的社会价值观，即便是对有关基本价值准则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对于财政部门工作的人而言，钱一分不能差的，否则就是问题；银行工作的人，则认为还要加上资金的时间价值。证券行业的人对资金的理解是与风险与机会的组合。由于计划经济时间较长的历史原因，我们看到，由于股市建立时间较短，培养的人才还相对有限，因而在管理层面，证券行业有影响力的声音还太弱。而财政、银行出身的高官却比比皆是。如此看来，他们对基准价值的观点可能便存在分歧。可以看到的是，几任证监会主席都来自银行，他们的观念转变也还需要时间。而在美国，历来就有证券行业出身的人担任财长的传统！

　　可见，解决全流通问题首先需要的股市的壮大和不断成长的影响力。解决这个历史难题首先需要我们的监管层树立起相对一致的基准价值观，还需要政府在集体意义上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达成一致，更需要有一整套全新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关于财富分配方面的价值体系！十六大关于股份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的论断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更为细致翔实的价值体系的构建还远未完成，甚至对国有资产如何才算保值增值的问题也尚存争议，难以统一。而在此条件下，那个个人和部门愿意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去冒险推出一个“补偿性全流通方案”呢？管理层集体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的统一绝非短期内可以形成，理论界的专家对此无休止的争辩便是对此最好的圈时。而在此之前，全流通的方案都难以正式确立，又如何谈得上解决的“最好时机”呢？。

　　我认为，在全流通问题上，补偿性全流通虽然可以得到场内投资者的热烈拥护，“双赢”或者“多赢”当然也好，但能在增强我国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的总方针下，通过一套既适合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又能兼顾场内投资者部分利益的切实可行的“价值型”全流通方案，或许将是投资者更为现实的期盼。在笔者看来，这一关的顺利通过，不仅是股市最大的长期性利好，而且它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价值体系业已从根本上确立，中国证券市场也就在实质上完成了向相对成熟市场的“成功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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