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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证券公司经营者，首先要认识到企业的性质，服务的对象和业务范围，要摆正自己位置，风险与资本要匹配，风险与增收领域范围更要对称。南方证券1月2日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联合实施行政接管。事件的发生，对金融业界产生了巨大震动，更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尤其是证券公司普遍的关注和反思。作为一名历经中国证券市场风风雨雨，又对市场有较深刻理论认识的资深证券业人士，银河证券有限司总裁朱利就这一事件的警示与思考，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望新闻周刊》：行政接管南方证券后，目前市场影响如何？
朱利：南方证券要破产、要关闭这样一些说法，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时有耳闻。现在，它由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了，对市场来讲是好事。因为证券市场一定意义上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预期一定要明确。南方证券因为存在问题，被行政接管，此事有了结果，市场就会据此做出本身的反应。
行政接管后的局势还是比较好的。首先，作为金融类企业的证券公司，如果不是像新华证券、中经开等那样采取清算关闭的措施，最好是雷厉风行地通过行政接管。这样，对于防止市场一些不必要的谣言和混乱，其作用和好处是非常大的；其次，目前是行政接管和一定的市场经营相结合方式，经营班子还是市场人士为主，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面；再次，行政接管以后，日常经营正常，市场的反应比较正面。
《望新闻周刊》：证券公司对这一事件是如何反应的？
朱利：这件事对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来讲震动很大。有三个方面值得重新思考。
第一，说明证券公司本身的管理特别是内部控制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在于，证券公司所管理的基本上是客户的资金和资本，如果内部控制不严密，首先受损的是客户。特别是在中国个人的资产积累不容易，证券公司一旦破产，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或动荡。
第二，在证券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证券公司审慎和稳健经营非常重要。外部环境是券商不能抗拒的，但是作为金融企业，审慎经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方针。客观环境不好，加上经营上不稳健，或者超越了所能控制和承受的范围，就会引发很大问题。
第三，证明金融企业的风险随时存在，特别是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并不是说哪家证券公司接着要出问题或者垮台，而是指这种风险引发了市场、客户对其他证券公司信用的疑虑。如果处理不当，客户就会挤提，由于金融市场中资金是相通连接在一起的，就容易造成整个社会资金链包括机构客户、个人客户、银行等一连串的负面反应。
重点要强调的是，作为证券公司的经营者，首先要认识到企业的性质，服务的对象和业务的范围。中国的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代理客户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是名副其实的代理商角色。是代理商，角色就要摆正。就是说客户存在你公司里的资金和资产，没有客户的指令，决不能挪用或交易或用作其它投资。证券公司一定要保障股民的保证金和资产不被非法侵占，而且要坚守这个信念。这个做到了，证券公司大的风险就能够防范。
这件事也说明，一个金融企业，它所经营的业务，经营的深度和广度，一定要和资本金实力相匹配，不能够超越自有资本的一定比例，这是金融企业风险承受能力的底线。为什么国际金融企业一般对资本金管理非常严格，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金融市场有两个特点，一是新兴加转轨，发展中变化比较大；二是和国外其他市场一样有一定的周期性，市场周期有高有低，股票价格也肯定有高有低。这种情况下，你的经营范围、经营的力度、投资的深度和广度，和你的资本相匹配就非常重要。这也是需要证券公司重点应该反思的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是发展中的市场，证券公司的成立和成长过程，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东西，也有许多制度的因素，导致了诸如南方证券这样的问题。过去证券公司并没有真正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去治理和管理，也没有严格地像银行那样去监管。出现了大量管理混乱和风险集中的现象。比如现有制度使营业部的运营既是前台又是后台，既接受客户的资金、保证金的存入，又接受客户的交易指令，它就很可能假借客户指令非法操作。
可以说，现行的体制完全是建立在人的道德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过去只是对营业部进行强制性要求，投资500万，要有相应的电脑机房，营业面积多大。却很少注意一个营业部的功能怎么发挥？如何解决营业部前后台交叉带来的风险？等等。
《望新闻周刊》：对于整个中国证券市场，此次事件得到的经验教训何在？
朱利：这一两年接连发生证券公司包括信托公司的破产、清算、关闭、行政接管，应该反思它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值得思考的是，国外的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有破产有倒闭，但像南方这样的重量级甚至是行业龙头的，除了英国巴林银行外，非常少见。这至少说明我们制度上是有问题的。
首先在于证券公司对自己的定位认识不清，对客户资金资产没有按照现代金融业发展规律来管理，内控机制、法人治理、风险控制能力不够，还有资本和经营范围、经营深度不匹配，没有把自己当成金融企业来经营、来管理。这个问题最大。
其次，证券公司自身纠错能力很差，差什么？就是一旦客观环境不好，现实的市场又没有对冲机制，市场涨了日子才好过，市场不涨就不好过，面对风险束手无策。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证券公司作为金融企业融资渠道不畅通。市场低迷情况下，没有增加收入来源的渠道。比如目前佣金下调了43%，经纪等业务因为市场长期低迷收入下降，赢利的能力大打折扣。这样一来，证券公司积累的风险不能依靠自身创收进行化解，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国外的投资银行，例如美国，在熊市时有畅通的增收渠道，也能对抗随之而来的问题。不是说它们没有发生过风险，但和我们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它们的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而我们不对称。
举一个例子，现在市场都讲价值投资，说基金公司是价值投资的发现者，基金公司去年实现赢利上百亿，而证券公司大面积亏损。同样的证券经营机构，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反差？除了基金公司做得好的地方外，要注意到，这些有价值投资的上市公司实际上都是证券公司辅导和承销包销上市的。我们现在这个体制，股票今天发行价是1元，当天上市可能就长到2元，增长100%，连续几个月甚至能长到200%、300%。但是证券公司为这个好企业做了很多工作，有的甚至两三年，得到的只是3%以内的承销费，而在国外，证券公司作为包销商的收入就不仅仅只是承销费，还包括一部分发行与交易的价差收入。
这里面其实体现的是我们证券行业的分配机制，去年两者收益出现这样大的反差说明这个分配机制一定是有问题的。作为整体来讲，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在国外如果出现分配不协调的现象，它肯定会通过市场机制来自我调节。
目前我们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证券公司经营业务范围还是老三样。而国外投资银行很大的一块收入来自于给客户融资的利差收入。还有对今后有上市可能或具有增长价值的公司，进行先期的战略性股权投资，然后通过公司上市以后或者在上市前转让给其它的战略投资者赢取利润，或者利用兼并和重组进行战略性股权投资，这些业务都是应对市场的波动性和易变性、保障证券公司取得相对稳定收入的重要收入渠道。
《望新闻周刊》：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证券市场制度本身上寻找答案，我们还是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利：肯定是这样。防范风险一方面是观念上的，是制度上的。但同时也要赋予证券公司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这同样是化解风险的重要条件和前提。一定要对证券公司适当开放搞活。
既然是证券公司，国家允许它出生，就要确确实实按照证券公司的规律去经营。而这种规律，其一它本身就是金融企业，而过去证券公司没有把自己当成金融企业去管理；其二风险和资本要匹配，不能超越自己所能够控制风险的资本实力范围；其三证券公司它本身就是要在证券业务领域中取得收入，证券业务领域中的一些做法也要按照市场规律去做，不能使它所承担的风险与其增加收入的领域范围不对称。不能让它只是靠“天”吃饭，等到出了问题又难以靠自身去化解。
可喜的是，1月6日，证券业协会召开证券公司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在新形势下，证券市场主管部门要在一些业务范围和渠道上开放搞活，促进一些证券公司做强做大。(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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