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四大行“包装上市” 银行改革需三思而后行

　　-国家开发银行陈潇瑾

　　随着温家宝总理12月访美时的一席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战鼓声骤然密集起来。而此前，温总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专访时就已经明确指出“金融体制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改制要彻底

　　改制和上市，实际是两回事。我们的上市公司都是在券商辅导下改制后就进入证券市场的。然而，也正是因为上市公司在登陆证券市场前改制的水分太大，才造成了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普遍性病态：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盈利能力低下，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股东回报意识薄弱，等等。

　　对于和国计民生关系较小的上市公司而言，这种病态会造成股市的重心下移，投资者用脚投票，但不构成重大金融风险，那么，事关国计民生大计、冲击力巨大的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的改制的意义，却显得非比寻常。“改制”在这里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改得好，满盘皆活，我国经济发展提速无疑；改不好，则等于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存在很大的金融隐患。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攻坚阶段，体制改革中最为关键和复杂的四大行的改制将成为明年的重点。

　　从国有银行的现状来看，国有银行改革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整个银行业普遍存在的政府垄断管制现象。而据专家估测，四大行在国内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除了利润总额低于60%外，其他几项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尤其是资产总额所占比重超过90%。正因如此，具有绝对垄断性的四大行中存在的问题正是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高度浓缩。

　　信用水平是关键

　　从世界近20年来所出现的历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在现代信用经济中，金融活动的影响力最大，如果金融系统出现偿付危机，就会立即引发全社会性的经济波动，甚至会危及政治安定。

　　而在我国，一般百姓和企业基于多年来对政府的信任，还没有意识到我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业所蕴藏的巨大风险。这一点，从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高居不下便可以看出来。但实际上，根据银监会的数据，受其监管的26.5万亿元资产中，四大行就占了14.5万亿元。而截至2003年6月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为200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9%。而实际的数字据估测还要更高些。从国际银行业的风险控制基准而言，我国的工、农、中、建四大行都已在技术上破产。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松奇先生就认为，金融隐患比其他任何矛盾都显得更为重要，“再干上10年、8年，恐怕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完全实现。”如果用这一审视问题的方法来观察我国四大商业银行改革的话，我们得出的结论同样不容有丝毫乐观。

　　事实上，我国四大行所存在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资本准备金不足等问题还只是显性的问题，它虽然对这些银行构成巨大压力，但在目前我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制下，还不足以构成致命打击。

　　而从体制上看，我国以四大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不仅在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所有人缺位等国企通病，在董事会治理方面存在党政企不分等转型期缺憾，在风险控制机制方面存在权力和责任的不配套等问题，还存在着银行业本身之外的隐忧。

　　有专家指出，我国国有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实际是我国社会信用水平低下的缩影，国有银行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罪过，而不单单是银行的罪过。有关资料显示，在杭州等城市，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的银行，不良资产率都极低，而在西北内地一些城市的外资银行，不良资产率竟然攀升到了90%！

　　国有银行和各级财政之间藕断丝连的资金融通关系也显出国家信用透支的危机。种种迹象表明，所谓的“国有商业银行”并未真正拥有商业化所必须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权责。

　　从四大行目前的“体质”及其体质保障系统的现状看，其登陆证券市场前需要的“改制”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如果任由其像其他已经上市的国企一样轻率上市，则带给四大行的便不仅仅是直接融资的好处，更多的，便可能是圈钱行为的泛滥，金融腐败的加剧，而最终带来四大银行的呆坏账问题越来越重，金融风险加速集聚的严重后果。

　　盲目上市害国家

　　四大行却由于种种考虑而加快了上市的冲击步伐。这些银行尽管问题不少，但对上市却都趋之若鹜。以至于有人说，在四大国有银行领导眼中，“纵有千事万事，上市为第一大事。”

　　有一种说法称，除中国农业银行以外的另外三家，打算成立由国家控股的集团公司，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股份公司上市。股份公司将把不良债权一次性剥离给集团公司，使股份公司的不良贷款率降到6%以下，达到上市的质量标准。

　　据统计，到2003年9月末，四大行境内机构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4.83个百分点。为了上市而做“技术处理”，显然是投资者不愿意看到的。而二级市场上诸如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接连二三要求通过发债等手段融资的冲动，也让投资者对银行股产生了“敌视”之情。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从没有见过哪家企业上市后经营就变好了”。

　　而更让我们忧心的是，如果我们整个金融体制不尽快加以完善，不把金融大环境治理好，如果我们这些银行的“改制”不彻底，不改掉以前动辄“包装上市”“政策性上市”的恶习，那么即便四大行匆忙登陆了股市，除了会给我国新兴加转轨的证券市场增加一些“转轨负担”，又能带来什么新鲜血液呢？更何况，四大行如果出现严重问题，其所带来的股市冲击波、金融风险度以及社会安全影响力又会有多大呢？

　　如此种种，需要我们的决策者在银行改革问题上三思而后行。上市前拆除炸弹引线，上市后的银行股便可以由定时炸弹变成证券市场迈向成熟的“催化良药”；匆忙上市，则保不准就会尝到“害了银行害股市，害了股市害人民”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