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国资委态度谨慎 全流通依然迷雾重重

　　本报记者 刘雪梅 北京报道

　　证监会高层出言谨慎，国资委高层态度暧昧。之前曾持不同论调的专家学者观点空前一致：用分散决策的方式解决全流通问题。

　　然而，全流通问题依然是迷雾重重。

　　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国资委高层和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已经有过多次当面沟通，但对全流通问题尚未有过专门讨论，目前两个部门能够达成的共识仅仅限于“问题应该尽早解决”。

　　而证监会规划委有关全流通的研究至今未提交证监会主席办公会讨论。也就是说，有关全流通的操作思路至今还停留在研究阶段，尚未提升到证监会决策层面。

　　此前市场人士普遍认为，规划委挑选全流通股预选企业传递给市场传递的信息是“全流通即将付诸实施”。但有关人士表示，规划委挑选试点企业的目的只是让研究的方案或思路更具说服力，以供领导决策参考，至于这些试点企业是否一定会成为“试点”还很难说。

　　“两年前的全流通问题是高层领导想解决而找不到合适的方案，现在高层领导的态度是‘只要有稳妥可行的方案’就可以操作。”知情人士表示。

　　和两年前一样，全流通问题的难点依然集中在方案本身。在部门利益协调艰难的前提下，证监会试图绕开国资委拿出全流通的解决方案，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国资委对全流通问题没有一个积极表态之前，全流通依然长路漫漫。

　　规划委的思路

　　10月30日，证监会规划委办公室主任李青原博士首次对“全流通”发表看法。此举被业界视为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证监会首次对全流通问题的公开表态。

　　李青原发表评论的背后，是规划委耗时近两年祭出的尚方宝剑——“用分散决策的方式解决全流通问题”。

　　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思路的形成，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起了重要作用。李曾供职于国务院体改办，1980年代末曾因翻译出版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在学界颇有影响。

　　据接近证监会规划委的一位人士称，规划委将目前推崇的思路简称为“三个原则”：一、确立变统一决策为分散决策的原则；二、确立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谈判机制；第三、简单督促原则，由非流通股大股东聘请中介机构制定全流通方案，在股东大会上不仅要求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投赞成票，而且流通股分类计票赞成票应达到50%以上。

　　依据以上原则，规划委与一些大券商及中介机构密切接触，暗示他们物色试点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也闻风而动，主动向规划委推荐试点企业。

　　本报在11月17日推出《全流通化整为零四川长虹破题？》的报道后，有关部门在是否继续将四川长虹作为试点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有关部门担心媒体的泄密会给企业的试点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但规划委挑选试点企业的工作并未停止，据知情人士透露，按照规划委解决全流通的思路，由大股东拿出一部分股权以净值为基准向流通股股东送股或配售以换取所有非流通股可流通，如果涉及国有股权势必需要报批国资委。由此，规划委也正在试图挑选一些不含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作为试点。而这项工作的难度则相对较高。

　　一位挑选企业的中介机构人士私下表示，“证监会规划委走入一个误区，试图绕开国资委，拿全民营企业做试点。一方面全民营不具有典型性，另一个方面对民营控股的企业而言让一分钱利有可能就是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损失，如果不是市场的力量企业很难作这样的妥协。这种谈判会变得更加复杂。”

　　“有时候，规划委的工作太书生气，过于简单。”他说。而挑选试点企业只是规划委测度“分散决策”思路的途径之一，此外，规划委也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听取市场人士的看法。

　　11月中旬，一个事实上由证监会规划委主导的“股权分置与证券市场规范发展座谈会”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名义召开，顾及市场反映，这样的操作方式使证监会在全流通问题的探讨上可进可退。

　　此后，规划委有关人士以“股权分置”代替“全流通”的提法。

　　而“股权分置”的提法来源于11月10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一篇署名文章《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据一位接近尚福林的人士透露，在斟酌“全流通”的提法时，尚福林颇费心思，认为“全流通”提法不准确，而以往所说的“股权分裂”似有贬义，最后圈定“股权分置”。

　　11月22日，《证券市场周刊》组织基金经理参与全流通的讨论，亦被市场人士视为规划委对基金经理看法的一个揣度。

　　“分散决策”困局

　　无论从企业层面，还是从市场层面，证监会规划委得到的反馈信息无疑都是积极的。然而分散决策能否顺利推进，证监会似乎还是不得不看国资委的脸色。

　　所谓“分散决策”，其核心原则是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管部门，只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并保证游戏的公平性。而上市公司的全流通改制，在监管部门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后，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情况，由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双方自由博弈来决定。

　　业内人士分析，证监会规划委之所如此推崇这一思路，一方面在于以往的实践证明，全流通问题复杂，基本上不可能找出一个一揽子方案全盘解决，而只可能一家一家地分散解决；另一方面，这种分散决策的方式也使证监会的决策风险降到了最低，避免了可能来自市场各方的诘责。

　　“不过，这一思路无疑将中央国资委推到了矛盾的风暴眼。”一直致力于全流通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华生表示，“对分散决策的思路我非常认同。”但在具体的方案操作上，他认为，必须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

　　“一对一的谈判双方都是垄断的，比如卖韭菜的知道我只能买他的韭菜，这个价格会怎么定？这样的谈判很难说它是公平的。”他认为，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国资委方面，证监会的决策风险分散了，而国资委分散不了。

　　“我们现在任何方案都必须根植于现有的政策环境之下，而不能说，你现在做到一二三四五，我就可以操作全流通了。那样的话，这个问题只能越来越复杂。”

　　对此，李振宁也表示，在现有的思路下，国资委的决策风险过于集中，成为全流通的一大难题。

　　据悉，目前14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资委189家大企业旗下的上市公司只有200多家。但现行的政策是，只要涉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都必须报国资委审批。

　　在国家确定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之后，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审批权的下放一直呼声很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下放的问题，地方的上市公司的股权从道理上讲应该归地方管理，但由于现在这个权限还没有完全明确，造成界限上的模糊。”

　　他表示，改革国资体制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要使国有股转让、国有企业改革更简单，更方便。通过地方分权，来促进国有股流动和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通过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才能使国有企业的数量和国有资产的存量减少，才可能使国有资本真正集中于少数和特殊的行业，不然这么多资产永远也管不好。”

　　他表示，如果明确上市公司的股权归地方管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转让的审批程序必定更为简单，操作更方便。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流通也会提速。

　　“与中央国资委相比，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积极性来推动国有股权的退出。”一位参与挑选试点的中介机构人士表示，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往往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像中央国资委(它的评价体系相对比较单一)，地方政府不单单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还要承受来自税收及就业的压力等。

　　业界普遍认为，如果上市公司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全流通试点工作的僵局则可能很快打破。

　　出路？不归路？

　　这似乎是一个解不开的结，绕开国资委的“全流通”是否有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证监会又如何说服国资委使国有股股东让利于流通股股东？

　　对证监会来说，解决股权分置是分内职责，而国有股是否要出让则是国资委要考虑的事情。证监会无法代替国资委举手表决国有股是否应该让利于民，而国资委也不愿意证监会一提全流通就想拿国有股开祭。

　　知情人士透露，全流通的突破只可能在两个方向：一是证监会绕开国资委推出一些不含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作试点，再逐步突破；另一个是获得国务院的首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

　　“无论是哪方面的突破，都需要时间。”这位人士表示。不过，市场的另一种担心如鬼魅一样与阴跌股价如影相随：一方面市场一直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协议转让价格在全流通的预期下逐步高企。流通股东在支援了国企脱贫解困，在大股东肆意侵占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之后，两个市场的价格已然接轨。到那时，全流通问题已无需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