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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的行情兴奋了一些人的中枢神经，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期货业要复苏了
本报记者王媛
此刻，陈涛正坐在全国交易量排名第一的期货经纪公司———深圳“中期”的办公大楼里，双眼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大豆期货走势图。突然，他发现K线图上的红线闪动了一下，
方向往上走。
他一把抓起桌上手机，按一下重拨键。电话那头是他的大客户，一家大豆加工企业。一年前，这家企业爽快地将500万元资金交给他投资大豆期货。10月的行情赏心悦目，陈涛打了一个漂亮仗：净赚了200多万元。
此时的行情有如神助。“十一”长假一过，大豆、豆粕、天然橡胶、小麦、铜产品大幅上涨，橡胶和铜每吨上涨高达2000余元，大豆也上涨了500—600元。舆论普遍将行情上涨的理由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美元贬值以及美国大豆和东南亚地区橡胶减产。
此次行情兴奋了一些人的中枢神经，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期货业要复苏了。不得不承认，与中国期货业历史最低谷时期——3年前的1.6万亿元成交金额相比，今年1月到9月创下的6.85万亿元成交金额，这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笔。并且还有观点认为，今年还可能打破历史最高成交记录10.05万亿元。
期货业的春天果真来临了吗？市场的声音尚未一致。中国期货市场的设计人之一、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清认为，“真正的春天远没有到来”。
事实上，期货市场参与主体少，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要让游戏玩下去，期货交易所被迫频繁更改游戏规则，这样又加剧了玩家的风险。
虽然监管部门上意难测，但期货从业人员普遍看好中国期货业的未来，“它应该成为亚洲商品的定价中心”。
目前，市场各方正在敦促棉花、玉米、股票指数、国债、石油等期货新品种推出，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期货市场。
但是，期货市场风波不断却是监管层不得不掂量的风险因素。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在完善法律组织、切实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审慎扩大交易品种。显然平稳是期货市场改革的指定动作。
“没有真正的大资金进场”
市场人士预测监管部门会在明年上半年就棉花、玉米期货的上市问题作出决策。但人们更愿意让这项决策提前到今年来完成。天不遂人愿，郑州小麦事件和海南天胶风波发生之后，提前的可能性变小了。
观察者认为，市场对新品种的追逐恰恰反映了期货市场投资主体少、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已有12年的期货市场仍然是游资的天下，与动辄发行100亿元的股票市场相比，期货市场似乎颇受投资者冷落。在期货约100亿的资金规模里，90%来自于个人投资者，只有10%来源于机构投资者。而在全球最大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这一比例正好相反。
1994年、1995年是期货市场历史上的火爆时期。商品交易所迅速增加到14家，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一度攀升至10.05万亿元。炒亏了要丢乌纱帽的国有企业领导对期货并不热衷，相比之下，社会个人投资者在当时股市火爆的赚钱效应下，大举进入期货，并充当了市场主角。
1995年之后，因投机过度，期货市场进入了长达7年的整顿时期。钢材、食糖、煤炭、粳米、菜籽油、国债等期货产品被叫停，14家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大连、上海、郑州3家。期货市场急剧萎缩，2000年进入最低谷，全年成交量仅为1.6万亿元。
2001年开始，期货市场才开始从低谷往上爬升。而这时，市场上活跃的品种只剩下大豆、豆粕、小麦、天然橡胶、铜、铝。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产品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将产品的生产、加工、贸易抛进了全球价格波动的大潮中。于是，与期货品种相关的企业逐渐进入期货市场，通过买进或卖出期货来锁定产品利润，规避现货价格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遗憾的是，由于国有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受限制———只能进行套期保值，民营企业因投入资金量有限，无法成为市场主力。
另外，在农产品整个产业链条中，其生产者——农民并没有参与到期货市场中，其市场角色被收购粮食的相关部门或加工、贸易企业所取代。而在美国，农户参与交易的比重约为5%。由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最早的雏形就是农场主联合形成的商业组织，因此，农户一直是CBOT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
于是，除部分投资机构和少量的私募基金以外，充斥市场的是大量的社会个人投资者，通常持有几十万、几百万左右资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大资金进场。”常清说。他眼中的“大资金”起码是要能与美林、高盛相媲美的、动辄出手数十亿资金的投资机构，而在中国期货市场，通常意义上的大客户资金持有量不过上千万元。
大玩家少，形成空头(卖出方)与多头(买入方)对峙不多。一旦一方形成主力，就容易操纵大盘，出现多逼空(“多头”逼“空头”)或空逼多(“空头”逼“多头”)的局面，最终导致被逼迫方穿仓——跌破保证金——出局。今年的天胶市场是个典型。据公开信息披露，到3月末为止，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整个天胶品种的成交金额、成交量以及持仓量比上年同期增长率上升了5位数。当时金鹏期货、辽宁汇鑫、深圳中期是多头的主力战场，持仓最多时近2万手，占多头总持仓量的一半以上。特别是金鹏期货在6月胶的持仓量曾达到5000到6000手(一手为5吨)，而对应排名第一的空头只有1000多手。
证监会主席助理汪建熙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第三次会员大会上毫不客气的指出，“市场中出现了一些操纵和非理性交易苗头”。
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但事实上，一旦多空对峙造成价格波动风险，交易所惯用的手段是：强制平仓。简单说，就是市场管理当局强行介入，提前宣布部分交易者的交易结束，交易双方按强制平仓当天的价格平仓出局。
兰生股份就是一例。海南橡胶批发市场突然暂停订立新的电子交易合同，以兰生为代表的多方被迫在低位平仓，损失达4亿元之巨。
交易所为何要改变规则？控制风险是交易所的一贯说法。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参与主体少，要让游戏进行下去，必须提前改变规则。否则，市场难以为继。
常清则认为，这是由交易所的体制问题决定的。因为三大期货交易所均隶属于证监会，靠收取会员(期货经纪公司)费生存。事实上，交易所不仅要管理经纪公司，大户也在其管理———通过大户报告制度———范围之列。因此，为维护各方利益，交易所迫不得已采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风险。而在国外，交易所采用会员制，交易所管理会员，会员管理客户，会员之间形成财产约束，交易所通常只采用追加保证金的方法，而很少甚至不用强制平仓方式。
改变游戏规则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市场信用危机。值得庆幸的是，大连商品交易所在10月行情中躲过了市场的责难，大商所称是因不可抗力的风险存在，不得已采用控制涨跌幅和强制平仓的办法，让大豆和豆粕砍仓盘能在第三个涨停板上强制平仓出局。
深圳中期陈涛的客户持有的5000手大豆和豆粕多头单正是在此期间全部抛出的，但这两天，他总是一脸迷惑。他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吃不准政策怎么变，还是等等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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