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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君明
10月15日，招商银行临时股东大会，上演了一幕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对决的活剧。尽管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强烈反对，但在占有优势多数投票权的非流通股股东力挺之下，招行发行100亿转债的议案如期通过。
招行转债事件向市场参与各方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在尚显稚嫩的中国证券市场引入“投资者关系”的理念，已是当务之急。尽管招行赢了，赢得几乎没有悬念；尽管流通股股东输了，输得很有些悲壮，但是，事件远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且不说流通股股东声称将保留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即使转债方案最终实施，已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流通股股东用脚投票的局面会否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事件在公司和投资者之间造成了极大的裂痕，给招行在投资市场上的形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裂痕的弥补比裂痕的形成需要的时间要多得多。
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有一些比较重视投资者关系的公司。他们可以按成熟市场的惯例举办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交流，或搞一些其它维护市场形象的公关活动。但近段时间以来，一些市场形象不错的公司在低迷市道下罔顾流通股股东权益推出再融资方案的情况十分突出。这说明，深刻理解投资者关系理念的内涵，把中小股东的利益诉求放在一个公平的地位，不使投资者关系流于形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招行事件把这一课题突出地摆在了市场面前。
公共关系学诞生于1903年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贫富分化严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大企业、大财团等强势群体漠视公众利益，疯狂掠夺财富；假药、假食品泛滥，经济欺诈、证券欺诈盛行。这时候，美国媒体掀起了持续十年之久的黑幕揭发运动。在此情况下，杜邦等财团一方面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了利益妥协，并引入了公共关系，以协调与消费者和公众的关系。四、五十年代，随着美国社会证券大众化高潮的到来，公众公司需要面对构成日益复杂的投资群体，投资者关系开始成为公共关系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公众公司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理念：要保持长期稳定的投资者群体保证融资渠道畅通必须与投资者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信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正视广大投资群体的利益诉求，二是保持与投资者信息交流的畅通。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时间不长，规模发展很快，因此带有突出的新兴市场特征，自然也避免不了市场不成熟所带来的问题，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以掠夺中小股东财富、内幕交易、虚假陈述、不公正的分红、不恰当的再融资等现象屡见不鲜。近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证券市场吸引力问题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彰显出我们的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历程，正在经历一波市场信任危机。十多年来，市场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波动周期和各市场主体的博弈过程。市场中人已经认识到，放到这个比较长期的时间维度来看，只有各参与主体利益良性互动的市场才可能是多赢的市场，否则，可能没有赢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投资主体需要投资者关系，融资主体更需要投资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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