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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江北京报道
一间简洁明亮的办公室，一张摆满各种书籍和资料的办公桌。2003年9月17日，记者在北京朝内大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次见到夏斌时，他就任国务院金融研究所所长职务已经将近一年时间。
2002年9月，夏斌离开了工作4年的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管理司。此时，波澜壮阔的信托行业整顿的帷幕轻轻落下。
峥嵘岁月
1998年，夏斌走马上任央行非银司司长。当时的非银司在央行负责信托、债券、典当以及社团基金会等多种金融行业的监管，占央行监管职能的大半壁江山，其地位在央行内部炙手可热。
此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而国内信托行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沉疴积弊逐渐暴露。“上级之所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大概是因为我对金融行业比较熟悉吧。”在谈及当时的临危受命，夏斌语气平和而又谦逊。
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记者透露，夏斌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出任非银司掌门这一要职，主要是因为其在金融证券界有过近20年的历练，并相继担任过有关部门的要职。
夏斌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1年至1984年于著名的北京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学习。毕业后，夏斌一直在央行工作，其间80年代中期曾经到日本野村证券研修一年。1993年初，夏斌至中国证监会，任交易部主任和发审委委员。
当年秋天，夏斌奉命南下，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一职。夏斌在深交所工作三年，而这三年时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经过了长期的低迷之后，逐渐转向健康发展的一段时间。
从1996年开始，深沪股市摆脱几年的萎靡不振，走上了长达数年的牛市之路。但夏斌在另外一个岗位上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繁荣岁月。1996年，夏斌再次回到了央行，任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直到担任非银司司长。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当时央行高层对夏斌主持非银司的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为信托行业虽然经过数次整顿，但痼疾仍在，俨然成了国内金融行业的毒瘤，到了非整治不可的程度。
信托整肃风暴
出人意料的是，夏斌新官上任，首先的三把火，不是从外部烧起，而是“攘外必先安内”。
央行的非银司在证券业务的监管职能剥离到中国证监会后，当时仍然担负着众多行业的监管职能。“职能过多，工作不太好做，而且由于关系没有理顺，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属于央行监管范围之内。”夏斌对记者说。
有鉴于此，经过一系列的协调和整顿，彩票被剥离到财政部，债券剥离到原国家计委，典当业务剥离到原国家经贸委，社团基金会被移交到国家民政部。
经过“瘦身”以后，非银司的监管职能锁定在信托、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等范围内。
但夏斌的改革之举，在央行内部似乎“吃力不讨好”。据悉，当时有人给央行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写信反映问题。夏斌告诉记者，他当时为此向央行的主要负责人作了长篇汇报，得到了高层的理解和支持。他认为，当时之所以有人反对改革，主要原因还是囿于部门的局部利益，手中的权力小了，审批的范围小了，当然说话的分量就轻了。
“但央行的工作不是光批条子就行了，还要懂得去看财务报表，研究问题，而交出去的恰恰不属于央行的监管职能。”夏斌说。
内部初定之后，信托整顿的重头戏正式登场。
据夏斌回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信托行业的进一步整顿是必然的，但信托行业是金融链条中的一环，是连锁行业，不能随意“消灭”或者“憋死”。因此，在整顿初期，采取了低调和稳妥的方式，避免引起社会震动。
当时关闭黑龙江信托时，只在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公告，而关闭广西信托时，也是在南宁的报纸上稍做披露。直至广东国际信托宣告关闭，才在全国性媒体做了披露，从而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广信因为资产数量庞大，而且历年积累的外债较多，所以我们才做了公开披露。”夏斌解释。
据夏斌回忆，当时广信关闭时，是他亲自带着几个人到广州广信总部宣布的。宣布完毕，整个现场鸦雀无声，稍后很多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沉重的气氛使包括夏斌在内的央行人员再次感到了信托行业整顿之路的艰辛和艰巨。
其实，在此之前，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信托公司因为问题暴露已被关闭，其中包括一度声名显赫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光大信托等。至广东国际信托关闭之时，国内信托行业的整顿的大体框架已经形成，全面整顿风暴不久就要来临。
小数点不能向左移
国内信托行业此前虽然经过四次大的手术，但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信托行业长期滞留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当时信托行业状况令夏斌深感忧虑。
他认为，从当时情况来看，一是长期以来业务定位不明，二是风险积聚相当严重。一些信托公司管理混乱，内控机制不健全，加之政策干预严重，监管乏力，许多公司短期资金长期运用，盲目投资，以至于发生支付困难，少数公司甚至出现巨额亏损和严重资不抵债，被关闭和破产实属防范金融风险的不得已之举。
而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世界经济衰退、金融局势动荡不安，对国内信托行业多年积聚的问题如果不能处理或者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风险，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回顾那段历史，夏斌虽然只用“有经验，有教训”六字加以总结，但从他的讲述中，记者仍然感到在信托整顿波诡云谲背后的暗流涌动。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托行业已经无可救药，整体关闭才能彻底化解风险。
对此，夏斌认为，信托行业产生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整个信托行业6464亿元资产全部关闭，可能将引起金融机构之间的连锁反应。“这是我当时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信托行业的6000多亿资产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夏斌当时对央行负责人当面陈词时如是说。
当时信托整顿主要是央行与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博弈，在这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现在回想起来，夏斌感慨颇多。据他透露，在保留几家、谁要保留方面，当时争执激烈，甚至在关闭广东国投一事上，当时内部分歧也是较大。
关闭一家信托公司容易，但善后处理千头万绪、纷繁而庞杂，实际上夏斌和他的非银司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花在这方面，应付讨债人的“纠缠”又似乎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
夏斌向记者透露，他所接待的人物包括国外机构负责人，国内各省要员，甚至中央部长级别的人物。
有一位部级负责人曾亲自到非银司，说要找夏斌汇报工作。夏斌说，“我应该向您汇报工作”。随后夏斌从国内金融行业的发展，讲到信托行业的现状，再讲到信托整顿的方针以及债务偿还的政策，可谓苦口婆心。
“总之，信托公司的债务，要历史问题历史地解决，不能由政府来偿还，否则老百姓财富的小数点就要向左移。”夏斌坚定地说。
风暴已经过去，信托行业的整顿也已渐趋平息，但夏斌关注信托业的目光并没有就此收回。“在政策和环境日益澄明的今天，希望新一代信托公司能够恪守法规，规范经营，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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