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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游戏·
这注定是一场精彩的机构博弈。
精彩的“戏眼”不在于激烈争执、口水四溢的表象，而是在于参与各方为了自身利益铺陈开来令人眼花的博弈技巧，在于包括证监会、招行董事会、招行管理层、中金、券商和
基金公司等多方你退我进的纠葛。
招行管理层为了回应董事会“‘加权风险资产盈利率’考核指标”一招，苦思良策，仔细求变。
中金公司提足精神，放手一搏，目的在于争夺“阳光下的利润”。
券商和基金公司与招行对局争夺中无法承受投资收益摊薄之重，借口流通股股东权益而高举“义”旗。
而证监会一方面饱受市场边缘化煎熬，另一方面欲树招行为上市银行股“改革典范”。
博弈各方日子均不爽利。而其大背景却是在于银监会“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要求的对垒中，招行无还手之力，只得选择融资。
“利”与“义”之争中，好戏尚未收场。我报仍将继续关注定于9月22日招行中金集团与券商基金集团的“大会战”。
本报记者 月生 深圳报道
宠儿变弃儿，莫非全因一纸方案？
招商银行百亿可转债计划引来的口诛笔伐，一时间弥漫中国股市。
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同行却没有因此滋生幸灾乐祸情绪。
“最大的感受是‘兔死狐悲’。”一上市银行经管人员告诉记者，七月份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明确要求，从2004年起对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实行按季考核。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在所有时点上满足8%的最低要求，一经发现达不到监管要求，将暂停该行机构和业务市场准入。
不难看出，百亿可转债方案的出台，隐含着深刻的体制因素。方案能否顺利完成，其影响已超出招商银行本身，对已上市或正筹划上市的其他国内银行而言，同样是命运的预示。
内部质疑
实际上，招行融资方案的出台，最先提出质疑的不是券商和基金，而是招商银行董事会本身。
据招商银行内部人士透露，4月18日招行第五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第十八次会议，“有一项议题没有对外披露，那就是资本充足率问题。董事会与经理层就这个问题展开的交锋，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9月12日基金、券商与招行、中金之间的对峙。”
争论从对招商银行2003年一季度经营态势评估开始。
今年一季度，招商银行一般性贷款比年初增加221.4亿元，是上年同期一般性贷款增量的1.1倍。其中境内信用贷款余额403.9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8.4亿元；境内中长期贷款余额达到440亿元，比年初增长19.2%，占境内自营贷款的比例达21.1%。
“对非上市银行来说，这种状况相当正常；但对招行而言，却是后果堪忧。”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性贷款特别是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直接吞噬招行资本充足率。
该人士说，2002年招行上市筹集资金107亿元，资本充足率抬高到17%；但当年新增贷款约1000个亿，一下子又把比例拉低到12%左右；今年一季度增加200多亿贷款，再吃掉一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降至11%。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年一般性贷款增量将会超过1000亿元，如果不募集资本金，到年底资本充足率将击破8%下限，下降到6%左右。
“如果这样，香港分行很可能被摘牌，”该人士说，“招行的发展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据此，招商银行管理层向董事会提出多种融资方案，包括配股、增发、发可转换债、海外上市等。
然而，董事会驳回了管理层的请求。
董事会的观点是，为了上市筹集资金，股东已付出巨大牺牲，没想到上市后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资本金又告不足。如果进行再融资，一旦原有股东拿不出资金，股本就会被稀释，股东权益就会被稀释。
招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提到了一个节奏把握问题。
就该人士记忆所及，秦晓的说法是：股东不能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拿钱，融资总要有一个间隔，给股东一个喘息的机会，融了资必须带来效益。
为此，秦晓提出了一个思路，说法是“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并开具一剂药方：“加权风险资产盈利率”考核指标。“加权风险资产盈利率”是按照香港标准制订的指标，既考察税后净利润的增长，也考察加权风险资产的增长。
董事会的意图是，招商银行在保持利润快速增长的同时，资产规模不要扩张过猛，减少常规放贷，大力发展占用资本金较少的中间业务。
为此，董事会按照香港标准为招行设计了加权风险资产回报率这样一个考核指标，用税后净利润除以加权风险资产。
发债依据
在2003年招行第一次行务会上，马蔚华对这一过程作了回顾：“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指标不太现实。”
马蔚华认为，境内银行经营环境与香港地区截然不同，理由有五个：第一，香港地区的市场份额不大，各家银行的市场份额比例大体是不变的；第二，香港的税率较大陆要低得多，香港的银行有充足的税后利润来补充资本；第三，香港银行是混业经营，中间收入在总收入的占比较高；第四，香港社会接受中间业务收费的概念；第五，内地非理性竞争要比香港严重得多。
信用贷款的风险权重最高，占用资本最多，但问题在于，国内信用贷款基本集中在优质客户身上，如果为了降低风险权重，集中向中小客户发放担保、抵押贷款，将面临丢掉优质客户的危险。“没有一家国内银行会这样做。”
那么，着重发展中间业务、金融衍生业务，跳出资本充足率分母计算范围，那又如何？
“这当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马蔚华介绍，“但国内发展中间业务还存在许多障碍。”在这里马蔚华提到了四方面情况：
一个是各地政府还没有完全接受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的做法；
另外消费者对中间业务收费也不情愿。“最近我在长江三峡总公司考察期间发表演讲时，有人就向我提出了‘一卡通’异地取款能否不收费的问题”；
第三，国内银行业政策上搞分业经营，中间业务品种难以拓展；
最后，内地竞争不规范，“别人不收费，我们一家银行收费，就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
“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年内就能解决的，”按照马蔚华预计，今后几年，招商银行中间业务绝对量会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不会有大的变化。
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像招行和其他成长时间差不多的银行都存在着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种快速发展需要较大的核心资本来支撑资本充足率水平；同时，与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目前国内金融企业的综合税率相对较高且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因此，仅仅依靠利润转增股本和股东追加投资来充实资本金难以跟上资产规模迅速发展。“董事会最后被说服，同意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充实招商银行资本金。”
如果说马蔚华的解释构成了招商银行发债的直接动因，“而招行在这一动因亮出底牌的‘资质’还算可以。”招商银行某资深员工告诉记者，首先，5年期可转债有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保底利息，且本金风险极低；第二，五年期间可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转为招行股票，有望为招行股东创造较好的投资回报；第三，可转债采取脉冲式的、非集中地转股，可减缓股本扩张和收益摊薄。
“相形之下，基金提出的增发新股、削减再融资金额、发行次级金融债等诸多方案，不是政策不允许，就是破绽很大。”该人士说，“基金以反对圈钱起头，提出的方案却最终落实到法人股与流通股之间的份额分配上，利益倾向相当鲜明。”
最后该人士也承认，沟通不够是酿成争端的原因之一。整个可转债融资工作计划在明年年中完成，运作程序与上市程序基本相同。
机制之变
“对我们而言，与基金券商的关系协调并不是最大难点。”招行某高管说，“董事会对管理层的资本充足约束，对招行今后整个机制的影响更具本质意义。”
该人士介绍，经过解释，董事会同意了管理层发债方案，并决定暂不采用加权风险资产盈利率进行考核，但还是守住了基本立场，继续提出以“总资产盈利率”为核心指标，将加权风险资产利润率作为参考指标。
按照马蔚华的判断，董事会一方面是希望招行能够保持利润的快速增长，同时又希望消耗资本金越少越好；既不摊薄股本，又能获得良好的回报。
对招行管理层来说，这不是一般性要求，而是在实际上量化到经营业绩的考核上。
为了让考核指标“更符合实际”，管理层对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近几年的总资产盈利率做了测算，算招行出税后总资产盈利率在0.5%上下，在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已属较高，为此管理层向董事会提出给予几年调整期的请求。董事会也退了一步，同意今年依然按照2002年考核办法执行。
“总资产盈利率”考核体系对招行机制的最大冲击，是对规模扩展的重新审视。在招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秦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秦晓说，“规模不是招行现有的优势，招行现阶段最大的优势是品牌优势，资源的投入，应该集中在这样的比较优势上。”
结合招行高层的讲话精神，招行某经管人士认为，此次可转债风波，很可能促成招行经营机制的全面转型，目前招行两项业务政策的明显变化体现了这一点。
一个是对一般性贷款增长的控制。
招行总行根据资本补足情况确定下半年全行一般性贷款调控目标，分解下达三季度各行部的贷款调控计划，计划属指令性要求，未经总行批准，不得突破；
二是收紧贷存比口子。
5月份以来，招行经营出现一般性贷款增长过快的新苗头，招行总行则从5月份开始上调上存下借利率和超贷存比转移计价利率，严格控制低收益外币贷款等措施；下半年，招行全行信贷方面面临更多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对贷款要实行总量控制，这是该行多年来没有遇到的。
调整思路是：在目前贷存比管理总体框架下，贷存比计划不足和节余的分行通过总行进行有偿转让，分行上报受让与出让价格，由总行在网上公布，并由总行按价格优先、公开透明的原则撮合成交。总行按照成交价分别对受让行和出让行办理借款或上存，以实现收益的转移。
典范效应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发放可转债这个问题，证监会也曾表达与招行董事会相似的意见，认为如果各家上市银行都按照如此扩张速度在资本市场融资，资本市场将难以承受。
“证监会是希望招行在资本补充方面摸索出一条好路子，为明年对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监控提供实践依据。”该人士认为。
种种情状表明，证监会对招商银行的确存有树立“改革典范”这一预期。
“我们是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就是人大结束前的一天。”谈到招行上市的时机选择，马蔚华在一次业务交流座谈会上说，“去年4月份是股市最好的时期，是2001年6月以来低迷时期的一个高潮。这得益于证监会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可以不排队。”
同样，2002年底招商银行纽约代表处获批，也看出中国金管当局对该行的重视。
招商银行确实也有值得管理当局重视的理由。
英国《银行家》杂志近期公布了本年度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招商银行在去年的基础上上升了86位，无论按照核心资本，还是按照资产规模排列，都进入了前200名；另外，根据2002年年报，上交所对1236家上市公司排名，招商银行总资产名列第一，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上交所得税等7项指标列前5位；四家上市银行中，该行16项主要经营指标列第一位。
招商银行令人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是其风险防范能力。
按照行业内人士称，该行在实践中自己摸索了一个“贷款三原则”，“比那些只看书本的要成熟得多。”
这“三原则”是：“原则上不短贷长用，坚持收回再贷；原则上循序渐进，坚持适度授信；原则上不铺底，坚持进退自如。”而事实上，招行的“三原则”正是其在周正毅案中能全身而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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