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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闻／文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重新来过。但重新来过的代价太大了——在过去两年中，“推倒重来”思想或明或暗地、半推半就地体现在市场管理实践中，以至于走到了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地步。向前走，抓紧时间，稳步而果断地推出改革措施，是惟一的出路。
最近，关于中国股市进入“边缘化”的讨论很热。其实，“边缘化”并非这两年才形成的。从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时起，证券市场的定位就从来没有达到与它所承载的使命相称的程度。
在自2001年展开，并且持续至今的关于资本市场的漫长争论中，对资本市场的基本问题仍争论不止，实际举措也远远落后于实践，有些举措甚至背离实际但仍然被坚持。问题的关键在于，拯救股市并不是单纯拯救股市的投资者，也不是单纯拯救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而是解决好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至于投资者的收益问题，证券公司的财务状况，都仅仅是表象。
面对“积重难返”的证券市场，急需果断决策，切实行动起来。资本市场牵涉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远非千余家上市公司和数千万投资者，危机一旦大范围爆发，必将危害全局利益。
豁免新规则生效前的违规事件
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以及中小个人投资者，他们在参与市场过程中，都有过判断失误，跟过风，投过机，甚至可能违过规，但不能因此否定早期参与市场者的历史性贡献。有人说早期证券市场没有规矩，很不规范，是忽视了证券市场发展的渐进特征。
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既有公有制背景下制定规矩的困窘，也有转轨经济体制下的过渡性特征，伴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程度加深，调整和完善规则，建立和形成与国际市场接轨、对话的机制，必然要改变一些过渡性的政策、制度和规则。
因此，应当明确宣布，对于在《证券法》生效之前发生的有关违规问题，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处理，不适用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在有关法律法规未颁布、未修订之前发生的行为，不适用新颁布的、新修订的法律法规。
宣示“教练下场辅导踢球”理念
周小川同志任证监会主席时，反复强调监管者作为裁判，不应当“下场踢球”，这是有道理的。最近不少业内专家质疑这样的监管理念，认为在完全市场化的证券市场，监管者可以只监管，但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的证券市场，证监会还必须承担“主管部门”的角色。不能够在需要市场为政府取向服务时，强调自己是主管部门；而在市场需要政府介入时，又强调自己是监管部门。
质疑“不下场踢球”切中了要害。因为我们的证券市场还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国有股、法人股流通等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在行政力量可以介入市场的情况下，过于强调“不下场踢球”，确实是一厢情愿。
<>举行高层会议听取意见
最近，中国证监会正在着手制定“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白皮书”，将证券市场发展的大政方针、中长期规划确定下来，以提高证券市场发展的稳定性。有关部门还准备就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问题，向国务院提出若干建议。鉴于资本市场当前的情况，而诸多重要问题非中国证监会一个这样的机构所能协调，很有必要专门安排一次较高层级的会议，听取专家和市场参与者代表的意见，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议应当认真研究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的出路问题。特别是开放场外向外资转让非流通股这样的重大措施，更需要有相关的协调措施。我们不赞成停止向外资转让的建议，而是希望允许各类投资者来受让。划定某一类投资者受让非流通股，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特别是，在向外资转让时，又往往出现低价转让现象。非流通股转让，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在场外，都是影响和改变投资者原有预期的重大市场政策变动，关乎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改变新股按市值配售政策
我国国内股市于2002年5月重新启动的新股按市值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政策，成了现阶段最主要的发行方式。只有在招商银行、中国联通、华夏银行等大盘股发行时，才引入市值配售和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场内的中小投资者享受到了配售新股上市的利差，但同时，也阻碍了场外新增资金入市。
当前，应当立即停止单一方式的发行政策，由发行人、证券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选发行方式。这样，有利于增量资金入场。
减免交易印花税
对证券市场作用的肯定以及对市场参与者的肯定，需要用鲜明而积极的政策信号来传递。对证券市场的不正常评价，集中在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会计师等各个市场主体的批评上，而投资者首当其冲。
虽然印花税多次调整，税赋降低了，但在当前市场出现极度低迷以至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取消印花税是最好的时机。这一举措是最有力的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信号。
完善公司治理和破产制度
作为证券市场基石的上市公司，其质量提高是个永恒的话题。业绩、资产质量固然是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更为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的市场拓展、风险控制等基本素质指标。实现这一点，关键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督机制。而新闻媒体的监督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公司破产制度还很不完善，虽然破产不是经营不善公司的最好出路，但没有较为完善的破产制度，公司治理的市场化制约机制也就难以形成。
上述六条政策措施，核心是承认既往两年多来政策安排上的失误，通过具体的政策调整改善投资者的预期，取信于民。在此基础上，解决好因早期制度设计形成的股本泡沫和股权分裂问题，通过完善制度，提升市场主体质量，实现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实现和国际上普遍通行规则的接轨，是完全可能的。但需要有关方面勇于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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