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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中国加入WTO后，新一轮外资热潮涌起，各地为吸引招商引资的“价格战”再度打响。最近，广东省招商引资甚至不惜抛出了“蚀本价”。而同一省的江门、中山等城市甚至已经开始通过“零地价”来吸引佛山的企业迁移。杀价杀到亏本的地步，投资环境拼到几乎流血的地步，竞争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那么一个城市究竟该如何作为，才能提高其竞争力，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是否只有竞相杀价一途？关于这些问题，在如今城市竞争的时代，可以说已成为中国城市最关心的问题，也成为值得反思的经济学问题。
吸引外商和外资的办法人所共知，那就是改善投资环境。那么什么是投资环境呢？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提供价格性能比最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中，在对充分流动的生产要素的吸引中，谁能提供价性比最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谁就能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住各方面的生产要素，提升城市竞争力，使城市发展兴旺，否则就只会不进则退，走向衰落。
公共产品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包括城市基础设施、路、水、电等等，公共服务则包括政府对城市发展的整体规划、政策方向、办事效率等内容。在一些发达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开始涵盖一个城市的教育、居住、社会保障等过去关注较少的领域。除此之外，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塑造有利于现代工商文明发展的城市文化特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等。用如上所述的地皮杀价办法固然也是提高地区招商引资竞争力办法的一种，但提升地区的文化竞争力同样非常重要，从长远来说甚至更为重要。
事实上，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化的差异所致。在中国的一些有浓厚商业氛围的地区，百姓天生富于经商传统、进取意识，所以很快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者和受益者，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经商传统较少，封闭而守旧的小农意识成为主流，进取意识差，导致企业和个人发展额外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奥林匹克赛”中败下阵来。
个中道理不难理解。同样的投资规模、同样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等硬件，投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价值观等“软件”地方去，其投资回报会有所不同。这中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作是文化(包括思维模式、价值观、行为意识)差异所带来的投资差异。比如温州，一度迷失于假冒伪劣产品的陷阱中，其结果使整个城市品牌一落千丈，温州的城市经营成本急剧上升，竞争力下降。后来，温州人费了好大的劲重塑城市形象，特别是在政府和民间共同树立起诚信文化后，温州才再度实现辉煌。所以，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为政者都须高瞻远瞩，努力营造城市个性，塑造城市文化，以此来降低私人投资的成本，提升城市竞争力。
即使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各个地区也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特性，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吸引力，并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力。美国的硅谷，是雇员最容易被解雇，同时也是雇员最容易跳槽的地方，但它也是最追求创新，同时也最能对创新失败予以包容和理解的地方，种种文化特征和内涵造就了它作为美国高科技的中心地区。相比之下，美国的波士顿地区，尽管有比硅谷地区更丰富的高校人才资源(哈佛和MIT以及其它上百所高校)，但这里的高科技企业最终不能与硅谷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笔者曾在2000年同美国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先生有过一席谈话。当时思科公司平均每周兼并一家公司，我问钱伯斯兼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是文化。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与思科文化难以融合，哪怕这个企业再好，他也不会考虑兼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思科兼并的企业几乎都集中于在价值观和理念上容易认同的硅谷一域。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文化是多么宝贵的吸引投资的砝码。据一些经济专家对广东招商引资的调查结论：八十年代初，外商热衷的是优惠条件；九十年代中，外商讲究的是硬件设施；新世纪，外商看重的则是文化氛围。显然，通过文化竞争来吸引外商投资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那么，如何才能重塑地方文化呢？宣传、鼓动、黑板报固然老掉了牙，电视广告也不一定是灵丹妙药。笔者以为，文化塑造最好的办法还是引进具有先进文化，尤其是先进的异质文化的载体——企业和个体来本地发展，这样，可以对本地文化起到一种“文化激荡作用”、一种文化改造作用，使本地文化演变成一种新的适应于激烈市场竞争的文化。笔者相信，中国的城市竞争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层面，但是，只有注意到文化重塑的层面，并且注重文化竞争力，才算深入到了城市竞争力最本质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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