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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汪涛上海报道
时近中秋，万家团聚，而对于华安基金来说，却“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注定历时两年的动荡仍将继续下去。
9月8日，证监会驳回华安基金股权转让方案，这已是2003年华安基金股权转让第二次
被证监会否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华安基金监察部总监冯颖坦承，公司股权“将发生巨大变动”。
而此前华安后院起火，从6月开始华安发生基金经理集体出走事件，安信、安久基金经理李玲，安瑞、安久基金经理李匆，华安创新基金经理刘耀军，华安180指数基金经理殷觅智(英国国籍)先后“挂印封金”弃华安而去。
自1998年成立至2002年上半年，“波段操作、积极介入、精选个股、长期持有”的投资理念，使华安执市场之牛耳达4年之久，东方电子000682.SZ、环保股份000730.SZ、综艺股份(600770.SH)、海欣股份600851.SH等昔日明星股与华安相伴相生，相得益彰。而随着东方电子东窗事发，环保股份的光环褪去，网络股降温，华安重仓股及其投资理念也被看为证券市场的笑柄。进入2002年下半年，华安趋向没落。
也许是巧合，从那时起，五家股东纷纷陷入股权转让迷局，申银万国(20%)、东方证券(20%)、天同证券(20%)、浙江证券(10%，现更名为方正证券)均有意转让持有的股权，持有30%股权的上国投也必须退出控股地位。
至今80%股权易主仍悬而未决，在目前上海仍旧高温的季节里，华安基金感受到的是刺骨的寒冷。
合资生隙
华安基金1998年成立，当时的股东为上国投、申万以及天同证券三家。2000年7月，华安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5000万增至1.5亿，浙江证券和东方证券借机而入。
基金安信是华安的一面旗帜，截至2001年12月，资产净值增长117.88%，4年累计分红1.167元，是当时净值最高、分红最多的基金。
但变化却从华安最为光芒四射的时候开始。
2001年，以1500万入股刚满一年的浙江证券东窗事发，由于涉嫌为客户融资买入证券、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操纵“钱江生化”股票价格等问题，被证监会稽查，同年12月证监会宣布对浙江证券罚款5亿元，并勒令其转让持有的华安基金10%股权。凳子尚未坐暖的浙江证券面临转让华安基金股权的困境，摩根大通旗下的摩根富林明为其接盘则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2001年8月，摩根大通力助华安推出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2001年底，华安基金与摩根富林明成立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工作小组，华安成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被业内炒得火爆。摩根受让浙江证券股权入情入理，而即使按照老股东优先的原则，当时的一种说法是，浙江证券的股权将由剩余四家股东平分，浙江证券的股权找到下家再容易不过。
但事情往往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正是合资谈判将华安股东之间的冲突充分暴露。
“按照规定，摩根可受让股权最多为33%，当时除了浙江证券必须转让外，包括申万、东方证券、天同证券都希望转让股权。”华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董事称，“当时三家股权合计为60%，需要协调立场。”
摩根的高层人士包括怡富董事长皮克瑞和许立庆均对华安复杂的股权结构颇有微词。许立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双方在2002年年底中止谈判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有好几家股东，在许多问题上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东方证券一位高层人士对此予以否认。“这只是摩根的一个借口而已，”该人士表示，“和摩根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按照6元／股的售价估算，摩根受让华安33%股权需要花去3亿的真金白银。
“除了浙江证券，都是委托给上国投去谈，根本不存在股东利益难以协调的问题，”东方证券这位人士显得有些激动，“主要原因是基金公司设立相对容易了，摩根不愿意出价过高。”
现在无需考证各方真伪，事实摆在面前，由于各种可知和未知的因素，2003年2月27日，华安、摩根双方同时宣布合资失败，华安与摩根合资的明星之旅以失败终结。合资失败虽预示着浙江证券的华安股权转让给摩根大通计划胎死腹中，但华安基金股权大变局却成了不可逆转的暗流。
“3月方案”
紧接而来的3月，华安基金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股权转让方案。
一位参会人士披露，根据议案天同证券将20%的股权悉数转让给上国投，东方证券则将20%的股权转让给江南证券，会议上浙江证券的股权没有提出转让，这一方案被审议通过并随即上报证监会。
江南证券方面证实了这一消息，承认曾和东方证券董事长肖时庆达成一致，以每股5元多的价格受让，总价款超过1.5亿。这桩买卖在当时被一致看好。
东方证券参股了长城和华安两家基金公司，而东方证券正在筹备发起设立赢达基金，出于证监会“1＋1”的规定限制，转让一家股权在所难免，东方证券选择出售华安基金股权做的是“二选一”的游戏。
在解释为何出售华安而不是长城时，东方证券内部人士说得很直接，满足“1＋1”是一方面，另外，通过转让股权获利是业内普遍的做法，证券公司这两年的业绩都不是很理想，华安的股权价格要高一些。
如果转让成功，东方证券可以说是净赚1.5亿元。2000年入主至今，东方证券通过分红已经收回当年的3000万投资。
“江南证券前几年很猛，”中融基金人士透露，“其大股东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深圳公司(所谓‘中航系’)。”
一位接触过江南证券的人士透露，江南证券的目标是逐渐成为华安的第一大股东。
如果江南证券能够入主华安不仅对江南证券乃至“中航系”的版图是一个质的跨越，对于已入危局的华安而言，“中航系”也许会带来全新管理层的投资理念，帮助华安走出困境，因此除上国投外的华安股东及投资者均对其充满期待。
东方证券为自己转让华安股权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和理想的下家。但对于其他两家欲转让股权的股东来说，情况略有不同。
在与巴黎资产管理获得合资基金公司筹建批文之后，申银万国资产管理部的人士表示准备出售华安股权。知情人士说，申万曾希望把华安股权以5.5元／股转让给上国投。
在解释转让原因时，天同证券一位老总直陈上国投的独断专行，“上海市政府希望上国投能够取得绝对的话语权，但上国投独断的作风让股东很难接受。”
不管原因如何，对于华安股东来说，“3月方案”也许是理想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该方案被证明是废纸一张。
上海证券现身
2003年3月，上国投和摩根大通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合资基金公司。按照双方签定的协议，上国投占67%，摩根占33%。由于又与“1＋1”原则相悖，上国投不仅不能受让天同证券所持股权，还必须转让华安基金股权。
至此，“3月方案”流产。
“3月方案”被否不仅使“中航系”梦断华安，东方证券、申银万国、天同证券股权转让计划破产，为了合资公司能够尽快获得筹建批文，就连上国投除了找到合适的下家也别无选择。
但上国投还是拨刀了，不过出刀很快，只留下刀影。
据悉，浙江证券在2003年4月将10%股权转让给上国投，而上国投很快就将浙江证券10%和自身10%股权转让给上海另一家民营企业上海沸点投资。上海沸点投资是上海福禧投资控股的子公司，由福布斯富豪张荣坤担任董事局主席。
就这样，上国投持有华安的股权变为20%，同其他股东别无二致。天治基金人士称，华安管理着100多亿资产，对于以提取管理费为生的基金公司来说，这是最大的财富，上国投肯定希望能够继续掌握公司，其中的变数在天同欲转让的股权上。
于是上国投把筹码押在了上海证券一边。
“在华安基金公司，上海证券原来也经常参与管理。”华安基金的一位股东代表称，“上海证券和上国投本来就是一家。”
上海证券由原上海财政证券和上国投证券部联合组建，注册资本15亿，其中上国投出资5亿，上海国际集团出资10亿组建，事实上上海国际集团同时又是上国投的控股股东。
股东各方对上国投和上海证券的缠杂不清表示反感：“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国投和申银万国的关系同样模糊不清，上国投的控股股东上海国际集团同时参股了申银万国，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于是华安基金股权转让方案再次胎动。
天同证券董事会秘书透露，上海证券随即与天同证券协商，以5.5元／股的价格受让20%股权。
种种方法已经想尽，华安基金新股权转让方案要获得通过，只能寄希望于证监会批准了。
一位业内人士在评价上海证券浮出水面时曾表示，证监会否决“3月方案”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看到上国投在华安的股权过于集中，这次上海证券介入，事实上上国投的股权比例仍是进一步放大，证监会通过的可能性很小。
9月8日，天同证券高层告诉记者，上海证券受让方案再次遭到否决，华安基金股权迷局依旧前途未卜。但华安股东的“坚韧”超乎想象。
股权纠葛迷局与华安的没落
8月底，上国投副总经理傅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的股权方案完成之后，华安基金的股权将变成一个均股的形势，即5家股东各占20%。
傅帆表示，申万的买家也在敲定之中，但对接盘方的具体名字他不愿透露，只是称接盘的是新股东，而且是上海券商。
东方证券一位高层称，股权转让给江南证券一事基本搁浅，东方证券正在积极寻找新的买家。
天同证券老总则干脆表示，华安基金股权陷入非常混乱的局面，连他本人也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但该老总表示，有关各方将在9月11日前后签定股权协议，到时应该会有一个定论。
虽然到目前为止，华安——中国基金业曾经的“一哥”——股东股权转让的故事仍未结束，也许更为精彩乐章还在后头，但股权转让纠葛中的华安正在将自己头上的光环一层层剥去。
安信的表现足可以说明问题，2002年，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杜书明博士统计，该基金净值排名竟滑落至35位。
2003年，华安基金延续了去年的低迷。华安创新基金中报坦承，由于年初行业配置上不够积极主动，造成之后调整成本过高。基金安瑞更是向投资者道歉，上半年净值增长率仅1.3%，大大落后于大盘9.36%的涨幅，也落后于同行。
长城证券的于小梅认为，基金市场的分化日趋明显，在博时、华夏和南方基本奠定第一军团地位之后，华安若仍无法迅速解决股权问题，则只能混迹二流基金公司之列。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回头看来，华安的没落与华安的股权转让迷局，似乎与某些上市公司的起落沉浮有着惊人的相似却存在很大不同。上市公司有因没落而股权更迭的，也有因为股权更迭而走向没落的。华安不同的是股权转让与没落几乎在同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正因为这样，这两者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就显得更为微妙。
于小梅认为，在我国基金公司中，重大投资决策大多需要通过包括总经理等高层在内的决策委员会，基金经理的作用还很难单独发挥，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层面的不稳定因素肯定将影响基金经理的投资，当年鹏华因为高层调整，而与6·２4行情擦肩而过就是例证。华安在市场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净值增长率低、无效仓位重，与其股权结构有一定的关系。
中融基金人士也认为：“他们的操作方法类似于坐庄，像海欣股份等从走势来看是明显的庄股，进入2002年后，市场投资理念发生变化，庄股已经不再受到市场追捧。”
他表示，“对于华安这种操作模式来讲，股权的变化影响很大，庄家一般和基金公司股东关系十分密切，如果基金公司股权结构动荡，庄家自然敬而远之。”
海富通基金一位人士认为，当业绩优秀的时候，股东之间的矛盾被掩盖，一旦业绩滑坡，各种问题彻底暴露，股东作鸟兽散也就在所难免。而基金经理的集体出走带给投资者的损失更为直接，基金公司最大的资源就是基金经理，他们对公司的操作风格、股票股性外人无法替代，四名基金经理的离去给华安的打击是致命的。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此时华安的孤独，想必不是“山临绝顶”后的落寞，而更应该是从半山腰摔下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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