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与其他国家股市比,这些年中国的股市融资也不差。在股东权益明显得不到保护,在股民们知道信息环境明显浑浊之后,股市融资“居然”每月还有72亿元!在朋友间都难以有诚信的时候,还是有这么多资本愿意被委托给陌生人,这显然是奇迹
文/陈志武
关于当今股市融资少、交易量低的问题,其实应当换个角度讲,在中国特定的制度与行政管制环境下,今天看到的股市不振应该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应该是常态;而过去十几年的股票交易火爆、上市融资规模大,那才是不正常的,也是老百姓所不应该做的。一旦我们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今天和过去的中国股市,问题的核心所在就一目了然了。
道理很简单,当你今天把钱借给朋友、借给亲戚的时候,你都可能心里发抖,或者根本就不借给,因为今天的社会让你无法再相信这会是“有借有还”。既然亲戚朋友间诚信都这么难,那么,股票投资呢?买股票呢?——你要把钱让给你从来不认识、可能永远也不认识的人去花,或许你知道上市公司给了你未来回报的承诺,但支持这种契约性承诺的制度机制在哪里呢? 1999年之前连一部股东民事索赔能依赖的明确的法律都没有,1999年7月1日之后有了《证券法》,但到今天已经过了4年之后法院还没理顺出一套证券民事诉讼细则。已推出的细则也更主要是让尽量少数的受害股东能有索赔的机会、让他们在即使胜诉后能得到的赔偿也尽可能地少。当然,证券监管部门理论上是要帮助保护股东利益,他们可以代表股民去监督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可是,这些监管部门的更重要的任务又是帮助国营企业通过股市融资。那么,这些部门会把国企融资和宏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还是会把股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当上市公司和正处于“上市辅导期”的公司明目张胆造假圈钱时,你的股东权益得不到保护。当财经媒体不能自由地对上市公司作独立的追踪报道时,你所面对的股市信息环境又那么浑浊。在你甚至都不敢把钱借给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怎么敢把钱投入那些上市公司呢?可是,奇迹就这么在中国发生了!许多同仁说,近两年股市月平均融资“才”72亿元,比1999年至2001年间少了一半。而我要说,在股东权益明显得不到保护,在股民们知道信息环境明显浑浊之后,股市融资“居然”还这么高,还是每月有72亿元的资金往里送!在朋友间都难以有诚信支持的时候,还是有这么多资本愿意被委托给陌生人,这显然是奇迹。
其实,即使与其他国家股市比,这些年里中国的股市融资也不差。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用年度“股市融资总额与GDP之比”来判断一国股市的融资能力。那么,自1992年以来,美国股市的融资能力最强,每年的融资平均为美国GDP的1.6%,中国股市融资平均为GDP的0.86%,德国平均为0.64%,而日本最低(平均为其GDP的0.42%)。因此,这些年里中国股市的融资能力超过德国和日本。即使是在大家抱怨较多的2002年,中国股市的融资比(为GDP的0.94%)还是要高于德国(0.64%)、日本(0.42%)与法国(0.90%)。考虑到德、日、法国家的股市历史远较中国长,中国股市的融资能力应该算是奇迹了。
上一届证监会下定决心要严格执法,立意规范中国证券市场,以便为中国证券市场的长久健康打下基石。但,人们又以“海归派不懂国情”为借口把这些正当、理性的举措一笔勾销。其实,说到底,以国情为由去阻止规范市场的举措,就等于保护现状、保护既得利益者,也是在保护明目张胆的作假圈钱,并继续牺牲中小股民的利益。换言之,“国情”代表的是一种已存的利益分配格局,而“规范市场的举措”是要重调利益格局。于是,只要说“海归派不懂国情”,既得利益格局就被保护下来了,尽管这样做意味着股民百姓会继续被欺诈。过去十几年靠股民非理性地为国营企业埋单才有了奇迹。人们常说,当你第一次被骗后,那是别人的过错,因为你太轻信别人;如果你第二次还被骗,过错就不在别人,而在你自己。也就是说,股民已经非理性地吃了这么久的亏,不能指望他们继续为中国股市的制度环境埋单了。到今天,如果制度机制不改革,上面讲到的股市融资奇迹可能再也无法维持了。相反地,如果政府这次又停留在短期“救市”上,任何“救市”举措(包括停止新股上市、让社保基金进一步入市等等)只能是让部分既得利益者继续得益,只能是继续保护股市目前所代表的“优汰劣胜”机制,而在根本上却无济于事,是换汤不换药。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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