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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0日，公安部门一行人匆匆来到亚洲证券位于上海南京路的公司总部，宣布对原三峡证券(亚洲证券原为三峡证券，2002年更名)数名主要高级管理人员展开司法调查。三峡证券时期的经营混乱，早为证券界所熟知，证券监管部门的调查也由来已久。据悉，公司已经有数名高管被公安部门羁押，调查范围主要涉及违规炒作深南玻(000012，现已更名南玻科控)等问题。
但是，亚洲证券的问题绝不会如此简单。经《证券市场周刊》调查，公司还存在注册资金不实、巨额不良资产、违规发行柜台债、挪用客户保证金等问题。而公司的一次次股东更迭，一轮轮的掌门人换班，又有谁能说清其中的故事
2003年7月，持续的酷暑刷新着上海的高温纪录，当地居民“汗出如雨”。但是，当一份股权证明书被寄回亚洲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证券)时，公司高层心中一凉。这份由中国泰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公司)持有的股权证，体现着该公司对亚洲证券两亿元的投资。难道泰盛公司已经决定放弃对亚洲证券19.36%的股权？
泰盛公司：协议做局金蝉脱壳
来自泰盛公司的吉可为任亚洲证券的董事长，而协议中却使用的副董事长邓贵安的印章。泰盛公司的退出是在一年前就埋下伏笔，还是临时做的一个巧妙安排？
亚洲证券原名三峡证券，正是凭着泰盛公司的积极运作，三峡证券最终完成更名、迁址、增资扩股和改制等一系列工作。然而不到两年，泰盛公司便宣布撤兵。
据《证券市场周刊》了解，泰盛公司是将其持有亚洲证券的股权证明作为质押品交还亚洲证券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泰盛公司为北京的一家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做担保，而担保的是一年前亚洲证券向“北京公司”提供的两亿元的委托管理的资金。
据了解，泰盛公司、亚洲证券和“北京公司”三方曾签署一份委托投资协议。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02年7月，就在当天，两亿元资金被划出亚洲证券的账户。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北京公司”委托泰盛公司管理两亿元资产，同时，亚洲证券委托给“北京公司”两亿元资产。这实际意味着，亚洲证券掏了两亿元，而最终去向是泰盛公司。协议进一步约定，亚洲证券同意在“北京公司”收回委托泰盛公司进行资产管理的两亿元本金和收益后，再随即归还从亚洲证券获得的委托资产管理的本金及收益。显然，最终亚洲证券能否收回两亿元资金，要取决于泰盛公司的态度。而协议还约定，泰盛公司将拥有的亚洲证券的股权作为质押品交给亚洲证券，一旦泰盛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北京公司”委托管理的资产及收益，则亚洲证券有权处理所质押的股权，同时泰盛公司不再归还亚洲证券委托管理的两亿元资产及收益。
这就是泰盛公司寄回股权证的原因，而结果已经显而易见——泰盛公司因为不归还“北京公司”的所谓两亿元，而退回持有的亚洲证券的股权；而那家“北京公司”也因此不必归还亚洲证券的两亿元;只有亚洲证券付出两亿元，换来的是股东的“退股”。
但是，据了解，在协议中有一些明显不合理之处。协议在规定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虽然复杂，但对于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中必要的资产管理费用、投资收益、委托期限、投资范围和风险控制等内容却只字未提。作为亚洲证券大股东的泰盛公司和亚洲证券签署的巨额委托投资协议，明显具有关联性，但是却未经董事会审议，有关文件直到最近才被亚洲证券董事会了解到。而且，在当时，来自泰盛公司的吉可为任亚洲证券的董事长，而协议中却使用的副董事长邓贵安的印章。泰盛公司的退出是在一年前就埋下伏笔，还是临时做的一个巧妙安排？
如今距协议签订已经一年有余，亚洲证券手握自己发出的股权证，已经意味着两亿元资金的有去无回和泰盛公司事实上的退股，同时也意味着亚洲证券的增资扩股宣告失败。
有关法律专家表示，虽然目前《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协议的安排应该说完全不符合委托投资的范畴。如果利用这种方式收回投资，对于其他的股东和债券人的利益还有可能造成伤害。
但是据《证券市场周刊》了解，泰盛公司在亚洲证券的股权投资有很多疑点，在其退回股权证之前，亚洲证券正在就其的出资来源问题进行调查。
据悉，目前泰盛公司已经和亚洲证券达成协议，由亚洲证券代为寻找两亿股权的下家，以避免股权虚置。这一幕，完全就是两年前泰盛公司入伙三峡证券，“接盘”其他股东虚置股权的翻版。
三峡证券：股东耍诈由来已久
三峡证券股东虚假出资的问题由来已久，泰盛公司即使真是玩了一回“空手道”，也不过是现学现卖股东虚假出资问题，在亚洲证券的历史上并不少见
2001年11月，泰盛公司从三峡证券的原4家股东手中受让共计3689万股股权，这4家股东分别是深圳星隆投资有限公司1860万股、湖北宜百贸易股份有限公司1395万股、宜昌八一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4万股和宜昌财政局310万股。4家原股东中，前3家均被三峡证券自身定义为出资不实，泰盛公司是被请来“接盘”的。
当年11月，泰盛公司被确认为亚洲证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长吉可为成为三峡证券的董事长，原董事长邓贵安退位到副董事长一职。邓贵安是三峡证券元老，1993年起任三峡证券总经理，1995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长。其时年方四十的吉可为，此前曾任深圳市商业银行行长、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和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2001年3月起任泰盛公司的董事长。
但是，泰盛公司接手上述4家公司持有的三峡证券股权，只是一种象征性安排，其实并未真正出资。宜昌财政局310万股股权最终转让给宁夏灵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宁夏灵州)，而其他股东最终又回到三峡证券的股东名单中。泰盛公司2001年3月刚刚经过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频频现身的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抽身而出，代之以北京和广州的两家公司。由于泰盛公司注册资本增加，接手三峡证券股权不必受到《公司法》中对外投资不得超过注册资本50%规定的限制。
1999年以来，三峡证券一直在酝酿增资扩股，以改变股东出资不实的状况，2001年增资扩股更是工作重点。曾经有一些机构和上市公司有意向进入三峡证券，并且，三峡证券也根据新股东的投资意向，计划将注册资本增加到8.36亿元。但是，由于当年证监会有关部门开始对三峡证券违规炒作深南玻股票一事立案调查，增资扩股方案被否定，一度答应投资的公司纷纷打退堂鼓。在6月份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三峡证券将公司章程进行修改，注册资本改为1.86亿元(1999年度分红按10:2.4转增股本)。
错过增资扩股的机会，只好另谋他策。在此期间，三峡证券与部分未实际出资的股东达成协议，由董事长邓贵安牵头负责代为寻找买家，解决股权虚置的问题。最终，邓找来泰盛公司“接盘”了部分不实的股权，成为三峡证券新的大股东。
2001年11月16日，三峡证券股东大会在武汉召开。并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吉可为当选为三峡证券董事长，同样来自泰盛公司的吴用当选为公司董事，来自三峡证券的原董事长邓贵安和总裁李洪尧也当选为公司董事，其他董事分别来自武汉博大、武汉旺达和光大中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和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襄樊铁路分局。
三峡证券的这种安排，对泰盛公司可谓优待之极，不仅不出钱就取得第一大股东地位，而且后续的增资扩股和经营大权也拱手相让。有关资料显示，泰盛公司与原三峡证券的董事长邓贵安有密切关系。据了解，泰盛公司的股东之一的湖北贵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贵邦)的实际控制人为邓贵安，该公司的法人代表与邓有亲戚关系，而泰盛公司接手三峡证券也是邓一手促成的。有关资料还显示，湖北贵邦早就是泰盛公司的股东，而邓贵安在泰盛公司曾担任董事一职。
在其后的增资扩股中，三峡证券注册资本增加到10.329亿元。此时，泰盛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增加到4亿元，两亿元对外投资依旧符合规定，但是其大股东再次发生变化。据中国国家工商局有关资料显示，此时泰盛公司的股东已经变更为中国华力高科技创业有限公司、海南华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四方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和世纪星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再次变更，反映了泰盛公司怎样的资本运作，已经使局外人难明所以。但是有人怀疑，泰盛公司对三峡证券增资的两亿元资金，正是由三峡证券自己出的。
有传闻称，2001年12月底，有两亿元资金从三峡证券划到泰盛公司的账户上，签字同意资金调出的是三峡证券总裁李洪尧。但是，李在公司曾私下表示当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也许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2001年底，李洪尧以公派出国的名义到了国外。李的离开将三峡证券的很多秘密同时带走。
但是，三峡证券股东虚假出资的问题由来已久，泰盛公司即使真是玩了一回“空手道”，也不过是现学现卖。
亚洲证券：更名扩股问题依旧
从三峡证券到亚洲证券，公司一直组织人员花费巨大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意见方案拿出一个又一个，但往往是欠钱的无所谓，要钱的小心谨慎
1993年，三峡证券刚成立时，直属湖北省人民银行，当时的注册资本是5000万元，只在湖北的宜昌和武汉有3家营业部。1997年，金融机构与人行脱钩，三峡证券进行了第一次增资扩股，引进十几家股东，注册资本增加到1.5亿元。在三峡证券增资后的一年里，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银川等地收购了17家证券营业部，加上新建的营业部，最终达到24家的规模。与此同时，三峡证券还大举对外投资，经营领域涉及投资、房地产和宾馆。然而，种种恶果此时已经种下。
转眼到了2001年，中国股市“牛去熊来”。上证综指从最高点的2245点节节失守，到年底时，已经跌去800点。国内证券公司面对突然而至的疾风暴雨，自营和委托理财业务亏损累累，经营状况全线告急。世道如此，三峡证券自是不能幸免，一直坐庄的深南玻惨遭套牢，自营业务不过是苦苦支撑。而此时，三峡证券经营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对外投资的公司股权结构复杂，经营状况也很糟糕，最为严重的是，1997年三峡证券增资后，资金并未如实到位。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的三峡证券存在着“部分股东出资不实、抽逃资金和经营上存在巨额债务、不良股权和资金等问题”。在总共18家股东中，有12家存在各种问题，其中泰盛公司从深圳星隆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宜百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和宜昌八一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的股权，均属于“未实际出资、名义持有股权的股东单位”。
在后来亚洲证券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表明“资金不到位的股东有10家，涉及股权总额16163.4万元(含转增股权)，约占公司注册资本金的16.65%。”文件中所说的注册资本是亚洲证券增资扩股后的数据，如果按照增资前数据计算，股东出资不实的比例超过85%，出资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股权不到原注册资本的10%。(见附表)
在中介机构出具的有关咨询文件中，将出资不实总结为几种方式，一、利用经营上的便利，将三峡证券关联公司的资金作为股权受让金或资本金，成为新股东。如武汉博大持有三峡证券2480万股股权，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出，资金是从三峡证券下属子公司安丰资产管理公司的账户上划出的；武汉旺达持有的三峡证券2325万元股权，其资金也是来源于三峡证券，并且通过湖北省金银首饰公司为中介划入武汉旺达，随后武汉旺达再将收到的资金作为对三峡证券的投资。二、利用从三峡证券借款方式向三峡证券投资，成为股东。如武汉华策、武汉通发等利用向三峡证券协议借款获得的资金参股三峡证券，实际形成以三峡证券的资金成为其股东，并分享权益的“空手道”股东。三、注册资金未到位或涉及股东主体资格问题，形成所谓名义持股。如湖北宜百和八一钢铁。
在三峡证券的原有股东中，光大中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中南)和上海四环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四环)分别持有公司股权1860万股和1395万股，共计3255万股，其中初始股2625万股，2000年转增630万股。两家公司关系密切，被三峡证券视为一家，共合计持有占三峡证券股份17.5%，可算得上第一大股东。但是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三峡证券增资扩股时，光大中南实际出资400万元，其余资金2795万元是三峡证券先打入其账户，后又划回三峡证券作为出资。目前，光大中南通过下属公司四环生物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四环药业(000605)。2001年上半年，四环药业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从起重机制造转向生物医药的制造与销售。日前，公司提出增发3000万股A股的融资计划。
中介机构的非正式法律意见认为，以上股东出资不实情况不仅涉及民事上的债券债务问题，而且可能涉及虚假出资、利用职务便利挪用三峡证券资金、渎职及贪污贿赂等刑事法律问题。对于出资不实和抽逃出资问题，该中介机构建议通过核查和清理，对部分股权采取转让“接盘”方式重新落实出资；或通过债券转股权方式予以解决，包括第三方承债收购、“转盘”的方式等。
从三峡证券到亚洲证券，公司一直组织人员花费巨大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意见方案拿出一个又一个，但往往是欠钱的无所谓，要钱的小心谨慎。2002年底，当时亚洲证券确定的原则是，“一户一策，逐户清理，积极稳妥，内紧外松。”之所以如此，除了形成时间较长，人事关系变动较频繁的原因，还有部分股东利用股权借用和套用了三峡证券大量资金，形成了股权债券混杂的关系。
叵测股东：债务黑洞触目惊心
三峡证券的许多坏账和债务问题并没有如实在财务报告上反映，而是挂在账外。据传累计亏损十几亿元，以至有人说，“如果并表，不知道破产多少次”
2002年8月，证监会宣布撤销鞍山证券公司，今年4月又关闭了大连证券公司。被勒令下课的两家证券公司都存在严重的柜台债券问题，并已经资不抵债。从亚洲证券显示的情况看，违规柜台债务同样严重。
2003年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回复了《关于亚洲证券有限公司申请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处理意见的函》，该文件中指出，亚洲证券存在多个不符合规定的事项，因此不予批准亚洲证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资格，并要求其在2002年12月31日前，清理完现有的11.82亿元受托资产。同时，证监会机构部还发现，亚洲证券在经营中存在多处违法违规行为：截至2002年5月31日，亚洲证券存在柜台个人债务9.32亿元，机构债务5.16亿元，挪用客户保证金3.63亿元。据了解，这些问题到目前依旧没有解决。
亚洲证券的债务问题，主要来源于三峡证券时代，并且一直让监管部门头痛。
2001年11月19日，正是吉可为以董事长的身份进入三峡证券的第三天，三峡证券召开公司内部高层会议，讨论武汉证管办关于三峡证券问题的批示，以及处理公司内部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据了解，所谓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大量不良债权、深南玻违规炒作和珠海国盛实业的债权问题。
深南玻问题(三峡证券自称是“0012”问题)，是由于三峡证券违规炒作形成。在会议中特别提到，“对于上述通过自己在市场上解决的自营问题……要与证监会对我们的处理结论出台的时机相衔接好。”
而三峡证券的不良债权，除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的，主要和个别股东有关。由于三峡证券相当多的出资来源于公司本身，形成了一大笔股权债，例如，光大中南所欠三峡证券2750万元的股权款。资料显示，1996年底到1997年4月，三峡证券先后从原武汉业务部、北京营业部和上海泰兴路营业部划款1350万元、10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2850万元，以借款的名义打到光大中南和上海光大恒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账上。而其中1350万元那笔借款，以湖北万绿原公司的名义入股三峡证券。到1997年10月，光大中南只归还100万元，尚欠三峡证券2750万元。目前债权已经过了诉讼生效期。
湖北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华龙)所欠三峡证券的债务更加复杂，总金额高达8000多万元。资料显示，三峡证券直接向湖北华龙和关联企业借款和垫付资金近3500万元，还为其近4600万元贷款进行担保。结果，湖北华龙及其关联企业均已停业，三峡证券不仅借款无法收回，而且1190万元的资金被划给银行归还贷款，另有4000余万元的证券资产被两家法院冻结。湖北华龙的子公司深圳市圳宝实业有限公司原持有三峡证券1500万股的股权，但是资金却是有三峡证券出的。为避免损失，几经辗转后，三峡证券的这笔股权被转移给武汉博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博大)，但是1500万元资金还是没有着落。一旦武汉博大经营不善，其股权被法院冻结或转让给其他债权人，还会形成三峡证券的损失。
像这样比较典型的欠款股东，三峡证券一共有10名，涉及的未实际出资的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85%，涉及金额一亿多元。更有甚者，同样未真实出资的大股东珠海国盛企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国盛)，给三峡证券捅了更大一个债务窟窿。
1997年，三峡证券收购武汉彭刘杨路营业部(原名武汉恒惠营业部)，出让方是珠海国盛。而珠海国盛并非是金融机构，此前对彭刘杨路营业部的收购属于非法行为。据有关人士介绍，该营业部实际是由珠海国盛的法人代表陈惠娟私人承包的，并且在三峡证券收购的武汉青年路营业部(原名武汉江城营业部)中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并且两家营业部都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违规发行债券代保管单，并有相当数量柜台债券资金无法归还形成巨大亏空。据介绍，彭刘杨路营业部有5亿元柜台债券资金不知去向，产生严重的债务纠纷。三峡证券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11月23日，因该营业部柜台债券和对外债务纠纷等问题，三峡证券累计支付资金近4.6亿元，其中垫付柜台债券兑付款3.27亿元。三峡证券在收购彭刘杨路营业部时曾和珠海国盛达成协议，营业部原有债权债务由珠海国盛承担。然而，不仅原有的债务窟窿要由三峡证券来填，就是拆借给珠海国盛的8280万元资金也没有按时归还。
三峡证券内部的有关文件显示，纳入公司资产保全工作范围的不良债权高达2.33亿元。债务单位涉及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信用社和国债服务部等金融机构，也包括各种门类的公司。其中3100多万元的债务是已经破产或关闭清算的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只能根据清算后的结果要求偿还部分债权。还有3000多万元债权已经没有任何正常途径清收，属于回收无望。
而另一份资料中，不良债权高达95项，涉及的金额5.7亿元。
三峡证券的许多坏账和债务问题并没有如实在财务报告上反映，而是挂在账外。据传累计亏损超过16亿元，以至有人说，“如果并表，不知道破产多少次。”
在证监会对亚洲证券增资扩股的批复文件中，专门提出“你公司应按照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评审报告》(武众会[2002]127号)提出的改进意见进行整改，以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你公司增资扩股所募集的资本金应优先用于归还挪用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兑付柜台个人债务。”
但是，亚洲证券增资扩股的真实状况，使这种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两茬老总：昙花闪现悄然离去
三个月内，邓贵安与吉可为接踵离职，此中蹊跷令人费解
近年来，证券公司纷纷增资扩股壮大规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愿意把钱投到证券公司，业界都知道让别人掏钱不易，但是只有一种情况资金会争着来——让出证券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位置。证券公司毕竟是金融机构，资金流转中，有各种机会和便利，泰盛公司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欣然进入三峡证券的。
随后，吉可为开始对三峡证券内部整合，削减员工，完善管理制度。吉身形健硕，仪表堂堂，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运作中，其过人的管理才能和个人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亚洲证券内部员工反映，吉可为算得上是历任公司领导中最有能力的管理者。
而吉也确实能干。2002年3月，三峡宣布更名亚洲证券，同年8月完成增资扩股，公司总部从武汉迁到上海浦东。一系列有实力的大股东被引入亚洲证券，银河证券、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600001)、泰盛公司分别持有两亿股，成为亚洲证券的并列第一大股东。此外还有宁夏灵州、上海工业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创)、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加盟，前6大股东对亚洲证券新增投资8.5亿元，占股比例为82%。就连7月份未通过证监会审批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最终也获得批准。
实力大股东加盟，公司规模扩大，营业部的数量增加到48家……伴随着接二连三的利好，亚洲证券堂而皇之地跻身全国大券商之列。亚洲证券上海浦东总部的办公楼，与银河证券上海总部的办公楼比邻而居，两座气派的欧式建筑演绎出媒体对两家券商的赞美——券商通过股权投资购并行为进行的资源整合将成为主流。
2002年9月9日，亚洲证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吉可为作为主持人，在众股东面前慷慨激昂地宣读了致词。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展望未来。吉可为提出了一个宏大的5年发展规划：5年注册资本金达到30亿元以上，净资产达到40亿元，并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争取上市；总资产从60亿元增加到200亿元以上，净资产收益率稳定在15%以上，二级市场占有率从0.986%增加到3%左右；适时创立经纪业务、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基金管理子公司，努力实现亚洲证券控股集团的新格局等。无论是股东，还是亚洲证券的工作人员，都不禁为美好的憧憬而陶醉，这似乎是亚洲证券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但是有关人士表示，亚洲证券新增资本中，银河证券的出资为24家营业部资产，泰盛公司的出资已经变相收回，还有一些只是解决了旧有股东出资问题，而且被怀疑再次发生了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实际上，亚洲证券增资后到账的现金不超过3亿元，而在此过程中亚洲证券付出的资金可能比这还多。“新一轮增资扩股不过是又做了一锅夹生饭。”
在9月9日的董事会上，董事会成员大换班。邯郸钢铁的刘如军和赵绍林，银河证券的刘澎湃和朱洪以及来自泰盛公司、宁夏灵州和上海工创的董事替代了原有人员。在此前，吉可为已经辞去了在泰盛公司的董事长，转由吉大为担任该职务。而在亚洲证券，吉可为作为职工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并再次当选为董事长。邓贵安继续出任亚洲证券副董事长一职，但是，仅过了3个月，邓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亚洲证券。三峡证券时代的一代掌门人，悄然从舞台上消失。
几乎与此同时，2002年12月5日，吉可为也向亚洲证券提出辞去董事长一职，并于2003年初获得董事会批准。
邓贵安选择离开，吉可为也选择要离开。是另谋高就？还是因为引进了银河证券这样的大股东而退位让贤？问题恐怕要复杂的多。
吉可为在亚洲证券(包括此前的三峡证券)一年多的时间内，除了吉可为自称“把自己所有的资源都贡献出来了”，也帮着亚洲证券花费了不少：
2001年，泰盛公司曾将1亿元资金投入三峡证券作为委托理财，资金回报率从11%-13.5%，是三峡证券接受的所有委托理财中，回报率最高的。有关人士不禁哑然失笑，从银行贷款年息最多6%，这样赚钱实在太容易了。
2002年年初，吉可为亲自指挥南玻科控的自营，股价从10元多的价位，不到半年一路上涨到20元以上。可惜，亚洲证券亏损不减反增，至今南玻科控股价只有9元多。
增资扩股完成后，亚洲证券与凤凰卫视签订广告合同，加强对亚洲证券的形象宣传。虽然内容只是一句话，但代价是1500万元。
2002年，亚洲证券年报上尚有几百万元的盈利，但是据说当年实际亏损超过亿元。而这些，无论是泰盛公司还是吉可为，都不必关心了。对现在的亚洲证券来说，天塌下来，有银河证券顶着。
银河证券：弄巧成拙惨遭套牢
老股东的股权问题有望解决，但是其他诸如柜台债、挪用客户保证金、不良资产和自营亏损等一系列问题依旧摆在银河面前，银河证券入股亚洲证券，曾被媒体称为“巧夺”
银河证券以24家证券营业部资产，折价两亿元获亚洲证券并列第一大股东资格。对于拥有近177家营业部的银河证券而言，拿出24家对外投资可谓轻而易举，何况营业部的质量实在不算太好。
有媒体报道称，原银河证券上海新闸路营业部2001年上海AB股成交排名1800名以后，而不远的银河上海新昌路营业部上海AB股交易量是前者的9倍。更有人戏言，对于这么烂的营业部，就是故意想做差，也到不了这个程度。
银河证券成立于2000年8月，是在原有5家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资产的基础上成立的。据了解，银河证券投入亚洲证券24家营业部资产，在这两年已经是几易其主，有相当数量根本还没有整合完成。
从某种程度说，银河证券的投入并不太高，但是风险却难以评估。
在2002年9月初亚洲的董事会上，银河证券原上海总部总经理朱洪被委任为亚洲证券总裁。当年10月中旬，朱洪走马上任，公司总部随即从浦东迁址到浦西的南京路，虽然面积扩大一倍，但是耗资甚巨。一些公司员工，对此颇有微辞。但是困扰朱洪的不仅是这些，亚洲证券原有老股东问题如乱麻，依旧让人纠缠不清。
2003年年初，亚洲证券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即将湖北宜百等6家股东持有的10924.4万股亚洲证券股权，全部转让给湖北镇伟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镇伟)，以低偿对亚洲证券的借款。湖北镇伟是亚洲证券的子公司，此前亚洲证券已经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以下简称首旅集团)和中国国际旅游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旅信托)达成协议，准备将湖北镇伟重组成由首旅集团为第一大股东，亚洲证券转为第二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但是，湖北镇伟受让以上股权，还受到资本金不足和亚洲证券股权设置等问题困扰。
老股东的股权问题有望解决，但是其他诸如柜台债、挪用客户保证金、不良资产和自营亏损等一系列问题依旧摆在朱洪面前。而此时，已经决定抽身的吉可为，同样给银河证券带来不祥之感。亚洲证券对泰盛公司和吉可为的调查，最终换来了亚洲证券、泰盛公司和“北京公司”的一纸三方协议。
鉴于亚洲证券的问题愈演愈烈，今2003年8月，公安部门对三峡证券时代的董事长邓贵安和其他一些高管人员开始进行司法调查。也许只有司法力量的介入，才能使问题真正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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