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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雪梅 北京报道
巨变的开始往往是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上周，《中国证券报》邀请了部分专家学者座谈为目前的中国股市把脉会诊。座谈会主持人——《中国证券报》社长兼总编辑陈乃进开宗明义：这两年中国股市流动市值蒸发了
6000多亿，投资者损失惨重；还有一个情况是直接融资比重发生逆转，由2000年直接融资占15%以上，急剧萎缩到2002年仅占4.2%。现在证券市场上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信心不足；二是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有些同志提出来在政策方面也有需要检讨和反思的地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与会专家言辞犀利，矛头直指监管部门行政乏力，并对监管部门“无为而治”的监管思路提出批评，呼吁监管部门对全流通的问题应该尽早拿出一套可行方案。
如此激越文字由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透出，个中含义值得玩味。
证监会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目前市场长期低迷，市场各方参与者意见较大，在这种背景下，不排除监管部门授意一些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作一些增强市场信心之类的报道。
一位与会学者则称，主办方之所以组织这样的讨论，是因为中国股市已经步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关头，中国股市的未来令人堪忧。
一主办方人士透露，此次讨论的确是“上面”授意，但其表达的内容却明显不是“上面”所需要的内容。对此，他称，“监管部门也应该真正倾听一下市场的声音了”。
一位资深市场人士分析，两家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倒戈”的背后是证券市场深层次的一些变化，“可以肯定，监管部门与市场各方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相当的程度”。
券商大会前的“小会”
类似的争论在券商大会之前已经有过一次。8月12日，全国130家券商董事长和总经理云集北京参加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券商峰会。
在券商经纪业务普遍亏损却遭遇“央行五号令”一记重拳；在上半年直接融资创新低，券商承销业务难以为继；在股指长期低位徘徊而监管的力度陡增、券商自营难有作为之时，众多券商对此次峰会寄予了相当的厚望。
不过，券商会议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并没能让市场兴奋起来，反而，一种失望的情绪在券商中漫延。
知情人士透露，相对两天的券商峰会，在峰会前一天下午证监会召开的“预备会”则要精彩得多。用一位与会者的话说，“证监会可能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如此多的批判声音”。
当日参与预备会的除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外，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副主席范福春、屠光绍、汪建熙以及证监会主席助理李小雪都参加了会议，此外，包括银河证券、中信证券、国信证券、国泰君安、招商证券、海通证券及中金公司在内的七大券商的老总及几位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预备会的本意是想为第二天的会议“定调子”、“吹吹风”。监管部门的态度很明确，证监会强调规范但不会影响发展。而另一层含义则是希望这些有表率作用的券商在会议期间不要有过激言论。
同时，预备会上也提前透露了券商峰会期间将抛出的几大利好，一是券商关注的央行五号令，经与央行磋商应该不影响券商50亿的利差收入；二是国家将用较长的时间来研究国有股的减持问题；三是券商发债将很快进入可操作阶段。
对监管部门所认为的第二个利好，遭到了与会券商及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全流通的问题越早解决，这个市场才可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空间。国有股减持不是推迟的问题，而是尽早解决的问题。在随后的券商峰会中，此“利好”并未被提及。
据称，会议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除中金公司负责人没作太多表态以外，其它与会者几乎是“全面反思中国证券市场及中国证监会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一位券商老总对尚主席定位的“证监会是监管部门”的论调反应强烈，认为于证券行业而言，证监会应该是主管部门而不是监管部门。证监会不应该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以主管部门的角色出现，而在承担责任的时候以监管部门的身份出现，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作法。
一位与会者透露，预备会至少强烈地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对目前的市场，证监会非常着急但并无良策；二是券商情绪普遍悲观。
“不作为”与“难作为”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同比增长25%创下多年未有的盈利增长纪录。而股市却始终潜行在迷茫之中。在2001年市场价减持国有股的指导思路下，证券市场从此步入一个长期的调整期，尽管最终暂停了国有股减持，但市场信心早已一泻千里。
同样，B股的“对内开放”也使大部分投资者深套其中。而今年的央行五号令，如果不是证监会随后的“危机公关”，券商的日子无疑会雪上加霜。在这一系列对股市或券商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中，市场参与者抱怨甚至听不到监管部门的声音，于是“证监会行政能力低下，不为券商及投资者争取利益”的讨伐之声四起。
对此，证监会一位官员对记者称，证券市场能否良性发展不是证监会所能决定的，证监会不是“不作为”，而是“难作为”。“因为证券市场最大的问题已不再是交易层面或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大部分股权不流通所造成的二级市场股价偏高不具投资价值；一股独大带来的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股市为国企解困所带来的上市公司圈钱怪圈等等。”
他说，作为监管部门，证监会同样希望股市有一个夯实的发展基础，这样的话，证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维护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上，日子要轻松容易得多。而现在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显失公平的市场，监管部门要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解决国企困难，以及保障机构投资者利益之间取得平衡，这无疑是对证监会行政能力最大的挑战。
近年来，面对种种现行体制环境下难以逾越的政策屏障，证监会试图以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国际化的人才以及国际化的监管方式取得监管上的突破。从史美伦空降证监会，到大规模引进“海归”员工；从引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到发行核准制，这种思路不仅体现在频繁颁布的各种规章制度，更体现在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及机构投资者“试错”的惩治当中。
然而，这些规章制度相当一部分无疾而终，以证监会《关于A股公司做好补充审计工作的通知》为例，通知要求上市公司首发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由于该规定加大了上市公司的成本，并直接否定了国内会计行业而遭到市场强烈反对，最后，证监会只好将“双审”限定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同样，2001年，发行制度方面的两项重要变革：核准制和增发市场化在重创市场之后同样偃旗息鼓不得不重新制定新规内部掌握。
一证券公司研究部负责人称，“那段时间，证监会是出台文件最多的机关，但真正能执行下去的并不多。这无疑对监管部门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及行政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损伤。”市场各方对监管部门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看来，如何提升证监会的行政形象同样是证监会今后要直面的问题。
浴火重生
历经燃情岁月之后，中国股市似乎步入一个生死存亡紧要关头。
面对中国证券市场深层次的矛盾，监管部门也意识到局部市场化不仅无助于市场整体效率的提升，反而放大了市场的缺陷。
对此，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认为，目前股市的最根本问题还是股权分割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股市很可能走向边缘化。
记者在采访某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时，他说，无论承认与否，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在逐步提升，无论从发行主体、发行过程、信息披露，还是从股市的参与主体来看，上述变化都是这些年来，证券市场的重要进步。但与之对应的游戏规则如果不作相应的调整，这个游戏就到了玩不下去的时候了。
“大部分股权不流通给了上市公司一个掠夺小股东财富的机会，这是显见的事实。”他说，如果这个规则在为国企解困的前提下，钱无非是从股民的口袋里进了国家的口袋，有国家信用作担保，有政策市的保护伞，中小投资者尽管没有选择的权利，但也就认了。但同样的游戏规则放在民营企业身上，这样的抢钱游戏势必会引起投资者的极大反感。
因此，他认为目前证券市场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全流通的问题，其次才是市场各方主体如何“各行其道”。对全流通可能带来的市场震动，他认为，于市场的长远发展而言，方案结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方案本身的重要性。“着眼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未来，一些震动是必须的。”
那么，现在是否具备解决国有股减持或全流通的条件或者时机呢？
国资委有关人士透露，国资委基本不会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国有股，由于减持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保基金，该人士透露，今后的国有股减持很可能是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直接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帐上，如何变现由理事会视情况而定。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社保基金在今年5月新设了股权管理部。
因此，他认为，证券市场的问题不是国有股减持的问题而是全流通的问题。
股市的诸多症结源于一个前提：因历史原因而设置的股权分割格局。这个格局一日不被打破，股市就难有“艳阳天”。
不过，全流通的问题会很快解决吗？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部主任徐宏源认为，全流通是跟整个国家的融资体制、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股市离市场化目标还很远，但这不是证券市场单独能做到的，它跟整个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
无论证券市场最深层次的变革是否如期而至，无论市场与监管部门间的博弈结果如何，至少，一种急迫声音正向我们逼近，那是一种真正源于市场、渴望变革的声音，并日益急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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