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券商发债为契机 尚氏监管攻略初步成型

　　新浪财经特约记者侯宁北京报道

　　“我们国家的五年、十年规划做了很多很多，惟独没有一个对证券市场应该怎么发展的长远规划。”湘财证券战略规划总监施光耀近期发表看法说。然而话音莆落，记者便获悉，尚福林正式发布证监会15号令，允许综合类券商自10月8日起发债融资。

　　“这一举措加上前期的券商峰会两件事情，都足以表明尚福林在对证券市场监管方面已经离出了一个大概的头绪，在这个监管蓝图中，券商是主线，抓住了这个纲，其他的问题就有了思考和解决的方向。”上海一家投资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说。“你不想想，别人近期都烦躁坏了，唯独尚福林不动声色？”他补充说。

　　事实正如这位老总所言，近期，股市一如既往的跌跌不休伴随着市场各方挖空心思的喋喋不休，让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焦躁起来。而作为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在券商峰会颁布“三项铁律”后，似乎便再度不动声色地或者沉默，或者只在修法会上讲些“规范发展”之类的老话；倒是前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先生在出任央行行长后更加忙碌，一会儿筹划“反洗钱”，一会儿颁布“五号令”，一会儿又断然推出华尔街号称“巨斧”的货币政策，让市场人士好不崇敬？！但据知情者透露，相对于周行长的忙碌而言，表面上沉默的尚主席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能让尚福林比刚刚坐在“火山口”上时稍感欣慰的是，通过这大半年的低调调研和研究，他已经大致摸出了证券市场监管的脉络，初步确定了“以券商监管为主线，以诚信建设为核心”的监管思路。而一向低调的尚福林召集的轰轰烈烈的老总峰会就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此前，“历任主席都因为市场矛盾没有得到充分暴露等原因，没有找到证监会作为监管当局主要应该从哪里入手进行监管这根脉搏，基本是哪儿出问题管管哪儿；周小川任主席时对上市公司的问题认识得比较深刻，所以来个了‘监管年’，但他的监管一没有解决问题，第二也没找到监管的入口，周小川关于‘证监会做裁判员’的结论本身就有问题。”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私下对记者评价说。

　　周小川“裁判员理论”的误区

　　一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因为股权分裂的缘故，都被形容为一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市场，但就是这个市场，却承担了一般成熟市场都没有承担的附加功能——为国企脱困服务。因此，十余年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历程中，私有和国有的博弈便一直没有停止，市场中各种“权钱交易”“圈钱把戏”也便层出不穷。但因为市场新型，投资者幼稚，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又乐此不疲，而且不愿意点破玄机，所以股市在资金推动下的虚假繁荣便一直得以维持。而到了2001后，股指正好高高在上，各路获利盘正酝酿“胜利大逃亡”之际，理想化的情结较重的周小川班子却以国际化、市场化、规范化的“惟美思路”，推出了国有股市场价减持的政策，导致股市大跌，而且因为机关道破，人心浮动而导致股指一跌就跌了两年多。

　　“这一跌不要紧，因为普通投资者和特权特许阶层的利益都受到伤害，所以股市中蕴藏着的各种矛盾就统统暴露出来。”一位资深的股市观察家概括说。人们看到的是，上市公司作假严重，常被大股东掏空；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毫无诚信，与作假者成了一丘之貉；证券公司‘老鼠仓’成堆，对推介的公司言听计从；而证监会呢，放着该管的不好好管，却总去管什么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造问题等等。在市场有识之士看来，证监会首先应该管的就是证券公司，是中国股市原来最财大气粗的特许准入者——券商。

　　“周主席的裁判员理论本身就存在误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证券市场比作足球市场，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发现，证监会的角色应该相当于中国足协，是制定相关法规和游戏规则的机构，是代表国家设立证券市场的主办者，而扮演裁判员角色对证监会而言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附加功能，裁判员角色自有国家执法机关承担，当然，这其中应该还有证监会监督下的券商，而上市公司则相当于场上的运动员，广大投资者是场外买票的观众。当然，券商扮演的角色很复杂，不单是裁判员。”这位老兄说。在他看来，券商是帮助想上市的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机构，正是通过券商的推介，上市公司才出现在股市中；而根据一般的准则，券商推介的公司应该是优质的公司。在这里，券商扮演的是一个裁判员、安检员角色，它要首先把关，看上市公司有没有违规，进球(赢利)算不算，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负责。

　　“在我国，一些公司如南方航空等刚上市就宣布亏损，这就需要问问，原来的上市推荐人主承销商干什么去了？凭什么把这样的公司推向股市？他们的责任谁来追究？”银河证券一位分析师愤愤地说。

　　而另一些市场人士指出，券商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不单单是裁判员，它在为投资者提供场地服务和咨询服务时，又扮演了俱乐部和解说员的角色。而在券商启动自营盘之后，它又成了看台上的观众，也要为私下的赌球行为付出代价，也要掏钱买赚钱的快感。

　　“证券公司向上是上市公司、投资者联系证监会的纽带，向下是证监会了解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桥梁，地位异常重要。不抓住券商这个关键，证监会的监管永远也理不出头绪。在恰恰在这一点上，周小川过分强调证监会的裁判员职能，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证监会的主要职能是培育合格的裁判员和监督裁判员。”人民大学财经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记者表示。

　　而在记者调查中，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大多对周小川时代的监管表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做裁判员？证监会能裁得过来么？上市审核委员会本身应该是裁判员，但问题不也暴露出很多么？稽查一局不行了，又来了稽查二局，个个忙得团团转，结果呢？对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的认定经常是一拖好几年！”证券业协会一位研究员表示。

　　他还向记者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说券商是裁判员有一定道理，但证券业协会作为券商自律组织，本应该是裁判员仲裁所和训练基地，但可惜，由于权力人力物力均有限，因此现在只能扮演一个训练基地和没有威信的俱乐部这样的尴尬角色。

　　怎样去拯救没落的券商

　　券商峰会前后，关于我国券商的负面报道已经多如牛毛，透支、老鼠仓、破产、掏空一类的词汇已经大量地被用来形容券商的窘境，原本人才荟萃、财大气粗的券商在经过两年多洗礼后，不仅失去了原来人们心目中有知识有文化的智者形象，失去了西装革履包装起来的“款爷”形象，而且彻底丧失了本不该丧失的事关生死存亡的精神支柱——诚信和公正。这最后一点，对券商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信誉对券商的重要性不亚于裁判之于公平。

　　众所周知，一个足球裁判一旦被伤了黑哨的骂名，就意味着他的裁判生涯有可能提前终止。而在更深的意义上说，券商文化优势的丧失远比自营盘被套了几个亿资金更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伟大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竭力宣扬清教徒精神成就了第一代资本家的原因。在韦伯看来，宗教文化层面的积淀是资本家成为真正的企业家的真正动因，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剥削。虽然这一点屡屡成为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争论焦点，但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韦伯观点的合理性，以至于建立一种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的呼吁屡见报端。甚而一度盖过了对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

　　由此可见，在近两年的市场洗礼中，损失最惨重的不是上市公司，不是普通投资者，而恰恰是曾经风光无限的券商。当然，作为券商监督者的证监会，也自然免不了饱受质疑和责骂。

　　然而，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坏的一面，就有好的一面。既然券商的危机已经显露无遗，那么券商的治理整顿也就显得迫在眉睫。这就像期货业在经历了95年前后的疯狂被迫步入的清理整顿一样，最终换来了2000年期货业的相对规范和诚信。于是，就有了尚福林的券商峰会，有了可能会在近期推出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准则》、《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有了李小雪助理重点强调的三项铁律：不准挪用客户保证金，不准挪用客户托管资产，不准挪用客户托管的债券。而在之前，证券公司挪用客户托管资金、资产之普遍和随意，说起来难免骇人听闻。以至于原国泰证券昆明营业部总经理余卉在号称“中国证券业第一大案”中，先后动用了大量客户资金、涉案金额达到20多亿的时候，依然能对法官说出这样的话：“不管到什么时候，定我有罪也好，无罪也好，我敢对任何人说，我对国泰问心无愧。”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在余卉心目中，所有的营业部所有的券商老总们，都和她一样，挪用国客户的资金，干过违规甚至违法的勾当。

　　“规范券商是对的，再不治理，再不推行券商高管退职时的审计陈述制度，证券公司就真的从根子上烂了，因为券商作为一个上下左右都关联的中介，地位太重要了。券商如果守诚信、讲公正、做事透明，那么中国股市的问题立刻就会减少一大半。”证监会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而他的建议首先是要大力发挥证券业协会的作用。

　　“作为券商的自律组织，协会代表不了全体投资人的利益，但只要证监会引导得当、放权到位，它却可以代表券商的根本利益，在券商们内部形成互相制约的机制。而且，证券业协会的违法违规调查部门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配置人手和硬件，以便当好证监会的监察助手。”他说。

　　事实上，在券商峰会后，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了券商的岌岌可危及其改造的必要性，记者就曾发表过大意为“尚福林三项铁律是证监会重组整顿券商的重要依据，但券商的复杂行政背景将成为尚福林挑战”的言论。而《财经》主编胡舒立女士也发表了“中国全上最需要市场化对待”的明确看法，主旨是要打破券商的特权，把他们完全置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被访的证券界人士都认为，舒立女士用意虽好，但理想化色彩太重。在目前，作为特许行业的券商，首先需要的不是市场化对待，而是公司内部严格的治理制度的形成以及对高管人员的严格控制。把券商高管人员的权利和责任、利益和风险挂钩，淘汰无能力无责任心而且不愿承担风险的高管，让有能力敢担风险的人出任券商高管，成为业界最响亮的呼吁。

　　“只有这样，券商才能具备一个裁判员基本的诚信和公正，才能免于成为黑哨。”前述那位股市观察家说。

　　尚氏监管的“券商攻略”

　　证监会的监管思路不明确一直是个问题。

　　自我国证券市场诞生以来，“政策市”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每每到了股市运行的关键阶段，不是人民日报来篇评论员文章，就是三大证券报齐发社论，要么就是证监会亲自出马出台相关“政策”。政策干预太多，以至于后来证监会都变得羞羞答答，让自己的人在三大报上发篇政策诱导性文章却不说明作者是证监会官员的事屡有发生。此外，证监会所属各系的言论也时有不同，互相违拗，最后不得不亲自出来辟谣。这才有了水皮的杂谈《三大报为什么总辟谣》。概而言之，证监会长期以来在监管思路上的不明晰，已经让政策市中习惯于猜测政策走向的投资者深受其苦。

　　“但从现在起，我不敢说政策市已经过去，可是人们在预测监管政策市至少有了可以参照的东西。”那位股市观察专家对记者如是说。

　　为什么呢？他向记者讲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首先，以前证监会的监管思路紊乱，是由于市场的矛盾都掩盖在证券市场超常规发展的光环下，没有暴露出来，所以历任主席也无从理清。但从周小川开始，形势变了，周的带有严重理想情结的思路虽然不成熟，但却把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一股脑揭示出来，让人们明白了中国股市的不成熟以及中国股市必须有中国特色的现实。

　　其次，银广夏等黑幕曝光以前，投资者甚至都不知道上市公司的业绩可以这样“包装和制造”出来，都非常天真，但自银广夏以后，投资者把狐疑的目光盯在了上市公司身上，这样，上市公司的问题成了投资者眼里的心头之痛。这一点反映在监管层便是，即便到了即将离任的时候，周小川主席私下对他人表白的还是中国上市公司的不争气。在周看来，这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基石如此脆弱，证券市场则难以挽回地令人悲哀。然而，尚福林出任掌门以来，他注意到了上市公司首先是通过券商才能上市这一重要事实。他注意到，券商才是对证券市场至关重要的一个中间枢纽环节。券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的是股市形象代言人的角色。这个一线裁判总吹黑哨，市场就好不了。

　　再次，券商为什么是核心环节呢？因为券商是唯一离不开这个市场的组织。投资者失望了可以选择用脚投票，上市公司失望了可以远离股市搞自己的实业；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失望了可以给非上市公司等做相关业务；证券媒体失望了可以少报道或者不报道券商。而券商呢？他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证券市场。市场荣，则券商兴；市场衰，则券商败。在这一点上，它的选择远没有同是特许行业的基金多。

　　最后，监管重点一旦放在了券商身上，那么投资者对于未来证监会等部位出台的政策就有了预测的依据。那就是，对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可以关注它的主推介人、主承销商的诚信程度；对于券商，投资者可以关注它的高管层的信用评级；而对于股市走势，投资者则可以关注有实力的券商投资的方向。

　　“总之，顶住管理层对待券商的政策，你就得以大致判断监管政策的走向。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券商本身需要进行必要的优胜劣汰，需要大的重组和并购，而证监会则要对券商进行必要的评级，而且这个评级机构要有绝对的权威性。”他说。

　　记者注意到，券商峰会上各位老总们积极要求允许券商发债，尚主席叶表态应允，但券商发债需要信用评级，这一点，或许恰恰给了证监会名正言顺地治理券商的理由。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老总在和记者通电话时表示，尚主席的大致思路可能如此，但绝不会这么简单，可能在未来半年或者一年内，投资者会有一个较清晰的解读。

　　“现在，周主席的央行五号令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试股市投资者研究的重点，证监会也很重视，因为尽管这些这些政策股市不是针对证券市场的，但毕竟它对股市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我的感觉是，周主席的监管问题总是有些教条和理想化。局部经济层面刚刚有了过热的势头，就祭出这么重的货币政策手段......”他说话时显得有些沉重，后来便拒绝再说什么了。

　　而据记者了解，社科院李扬博士日前发表的言论中，在对证券市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承认，中国的金融市场依然是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市场。

　　看来，尚福林新政面临的挑战还不只是理清自己的思路。务实低调的尚福林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