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中国券商最需要什么？

　　为行业生存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计，中国券商当前最需要的是真正市场化的对待，是证券业本身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胡舒立/文

　　中国证监会8月12日在北京召集130家券商开会，一度被视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事。然 而会议召开，券商们顿觉与期望差之甚远，于是一派怨艾。尚福林主席“发展中规范，规范不会牺牲发展”的说法，券商发债指日可待的“利好消息”，远不足以安抚低落却又狂躁的末世情怀。

　　视此情境，便需要考虑中国券商当前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有一种看法是强调安抚再安抚，要给券商们一些立竿见影的甜头，例如立即拿出措施暂缓实行央行五号令，立即开通融资渠道，等等。否则，“监管部门与券商简直没法对话了”。而我们觉得，为行业生存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计，中国券商当前最需要的是真正市场化的对待，是证券业本身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虽然经历了逾10年的超常规成长，证券市场在逐步规范，中国浩浩荡荡的国有券商队伍在总体上更像是需要连哄带管的“孩子”。颇有约束力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准则》、《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出台在即了，但人们对其能否真正落实大有疑虑；证监会主席助理李小雪反复强调“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委托资产、托管证券”三条纪律，更使人意识到相关违规行为在证券业肯定有相当的普遍性。

　　虽然2000年以来的证监会正在努力向市场“裁判员”的角色迈进，可有一个根本问题仍需要回答：眼前的“球员”是不是自由竞争凭实力角逐？“球场”是不是有进有出按市场规则行事的赛场？既然中国的券商们永远只有生没有死，只有“增资扩股”没有破产和(市场意义的)重组，则中国的证券业不可能获得真正发展。中国证券业走到今天，已经掌握了那么多市场的新兴工具，学会了那么多市场的时髦语言，但身处准入过度管制亦无制度化退出的行业，券商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置身于市场，种种外部和内部的监管也很难落到实处。

　　尽管中国的证券业之不透明远较国有商业银行为甚，外界无法获知众多券商的真实财务状况，但种种分析已经表明，证券业去年全行业亏损是事实，部分券商已经耗尽资本金而且出现技术性破产也是事实；而且，从券商们在监管部门面前习惯性的怨气冲天便可判知，当前的争执已经不是“暴利与微利”，而是“生还是死”。以死相胁似乎更有力度。

　　中国券商不可死，往昔藉口重重，指其是国有资产不能损失，指其稳定市场恰如磐石。但这些理论近些年已经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中共十五大即已明确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没有特殊理由将证券业比成如同石油、电信或是大银行般的“战略性产业”；又因为本世纪以来政府于市场之繁复关系已经理清，靠国有券商托市殊不可取亦从未有效。于是，“不死论”出现时有了新的脚注，往往说其是金融机构因之具有极大外部性，券商一旦出现问题可能“牵动整个金融链条”，导致金融危机又导致社会动荡。似乎券商之不可死，正在承担安定团结的伟大使命。

　　稍具常识的人即知这些危言耸听更站不住脚。最熟悉的例子是当年香港百富勤濒临破产，期望香港政府施以援手，而后者的回应很简单：惟存款类机构才可考虑由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券商不属此列，没有理由施以援手。后来的实践证明港府的选择完全正确。此外，虽然1997年10月美联储亲自组织救助长期资本公司的案例被一些中国券商视若珍宝反复引用，但内行人无不心中有数，以中国券商目前各自的仓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性极小，已是一眼可见的事实。事实上，像市场上任何理所当然的竞争性行业一样，中国证券业若不及早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则现有券商中的优质者无法成长壮大，潜在的优秀选手不能入围。中国证券业在封闭的行业环境中冲撞，越来越大的道德风险终将转化成难以化解的巨大金融风险。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明确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始就有了证券市场和券商，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和券商能否摆脱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纠缠，在改革和开放进程中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更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至为相关。市场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按市场化基本准则对待市场“玩家”(player)的关键时刻。上届主席周小川时期，证监会向正确的目标挺进，贡献多多教训也有。本届主席尚福林走在同一路向上，中国券商必将经历市场化的“成人礼”。生或死，历史不会提供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