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兴祥
昨日，备受关注的基金法草案二审稿主要内容亮相了。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在立法取向上有较大调整。二审稿重点对信托型基金相关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强调了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保护。
放宽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条件是二审稿中的一大亮点。二审稿增加了基金持有人的召集方式，并且降低了参会人数标准。照此规定，持有人大会制度就有望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从各方反馈意见看，大多认为将有助于解决封闭式基金目前面临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此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基金持有人多数是散户，人员相对分散，基金持有人大会既难以召开，也不便表决，因而没有设立的必要。在实践中，封闭式基金的持有人大会也大多流于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金的契约设计还存在较大缺陷，导致基金持有人往往缺乏实际的利益代表。例如，几乎所有基金契约均规定，基金持有人大会只能由管理人、托管人以及发起人提议召开。这样，当发生重大事件时，持有人大会能否召开还要取决于管理人等方面的态度。因此，在基金三角关系中，持有人沦落为弱势一角。
然而，一个客观事实是，我国以契约型基金为主体的基金体系已经形成，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实际上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显然，从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规范运作的角度出发，确实有必要对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进行必要的监督。从国外运作实践看，持有人大会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封闭式基金持有人还无法像开放式基金那样“用脚投票”的情况下，持有人大会制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持有人大会在成立时间相对较晚的基金中得到了重视。去年成立的基金银丰就在契约中规定，在基金发起设立后封闭运作1年以上，如果持有基金份额10%以上的持有人提议，那么，将适时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讨论该基金封闭转开放的相关事宜。这不能不说是基金业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顺应了市场发展的大趋势。
因此，基金法二审稿强调了持有人大会的法律地位，其作用不可低估。尤其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持有人大会的效率将大大提高。但是，仅仅依靠持有人大会，是否就能够完全确立持有人对管理人、托管人形成有效制衡？从国外来看，不少基金均增加了一些能够起到权利制衡作用的附加性结构设置，弥补原有架构设置的不足，如在基金持有人大会中引入独立委员会，并赋予相应的责权。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基金治理结构，以从根本上改善基金持有人处于弱势的现状。因此，在相关法律规定中，不妨留些相应的发展空间。
根据基金法草案二审稿，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的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并应当至少有代表基金份额30%以上的持有人参加，并经代表50%以上参加表决的持有人同意。与以往实践相比，这几个具体要求就可以使得持有人大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一些封闭式基金机构化的特征日趋明显，少数机构持有人掌握了大量筹码，存在滥用持有人大会的可能性，从而对其它持有人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降低参会人数标准后，30%的比例要求比较敏感，对持有人大会的合法性至关重要。有专家认为，这一具体比例要求还有进一步调整的余地，或者作出更合理安排也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