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现象”：关键时刻的反思

　　本报记者高渊

　　●上市公司2002年报最近披露完毕：济南市属5家上市公司均被特别处理，其中两家连亏3年有退市危险。这一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加快改革国资管理体制，提高证券市场法制化程度，提高政府部门驾驭市场的能力 ，这一系列任务艰巨而迫切

　　上任半年多，38岁的董事长周有志终于看到了忙碌的成果。尽管没能挽救“小鸭”戴ST帽的命运，但有望把“小鸭”成功“卖出”。

　　前几天，ST小鸭发布公告称，公司大股东小鸭集团在前期与中国重汽集团初步接触的基础上，正在洽谈股权转让，已基本达成共识。被业界追逐半年的“小鸭”重组伙伴，终于浮出水面。

　　对于济南的上市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同城伙伴的转机，多少会给这些困难重重的上市公司带来些许心理安慰。

　　上市成了衰落的起点

　　———折射证券市场弊端

　　周有志没赶上“小鸭”的黄金时代。前些年，小鸭集团还算是个经营业绩不错的企业。

　　1999年是变化的开端。那年底，济南市政府将“小鸭”全力推上市，企业第二年也获得赢利。随后的形势便急转直下，去年和前年连续亏损上亿元，今年4月带帽ST。

　　“一年盈、二年平、三年亏”，“小鸭”的轨迹是“济南现象”的缩影。目前，济南市属的上市公司共有5家：ST轻骑、ST渤海、ST济百、ST小鸭和ST金泰。前3家企业都是集中在1993年、1994年上市的。山东金泰历经“八年抗战”终于2001年上市。

　　看上去，上市似乎成了衰落的起点。而在不少专家眼中，“济南现象”也只是一个更大现象的缩影，集中反映出证券市场上市机制的弊端。

　　济南市政府有关人士认为，历史上“额度制”和“成分论”所形成的遗留问题很多，这是众多上市公司的共同特点。因此，济南市属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这主要表现在改制不彻底。

　　更重要的还在于，在“额度制”计划管理之下，公司只顾跑上市，无论大股东、经营层，还是员工，大都还是计划经济老观念，难免不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处处碰壁。

　　简单地说，济南5家公司能够上市的主要原因，不是自身素质好，而是通过计划手段获得了上市指标。其中ST渤海和ST金泰是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方式上市的。由于公司本身素质较差，上市后自然很快出现亏损，ST金泰更是当年就亏。“好多企业家把上市看成是政绩，目的是邀功，上市就万事大吉了，把结果当作成果。”金泰集团原党办主任孙葆元的这番话，引人深思。

　　“后天失调”是要害

　　———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缺陷

　　“先天不足”是原因之一，“后天失调”更为关键。

　　现在看来，济南这5家公司被ST的主体原因都不一样。有的是母公司与子公司关系没理顺，有的是关联交易不合规范，有的是盲目投资、市场变化、机制转变不及时等。这些“病症”看上去很分散，其背后都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

　　公司治理好的企业不一定不亏损，但治理不好的则迟早会出现问题。在这方面，去年巨亏34亿元的ST轻骑就是典型一例。该公司1993年上市，长期没有完整的资产链条，与母公司轻骑集团间存在“藕断丝连”的关系。而轻骑集团又因盲目扩张患有“资金饥渴症”，上市公司沦落为集团的“提款机”。

　　很明显，不规范的关联交易和残缺的公司治理，是ST轻骑衰落的制度性原因。

　　改制不彻底带给济南市属上市公司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失控，绝大多数公司都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没有解决“所有者虚位”、“监督者缺位”和“管理层激励”等问题，法治结构的制度缺失成为这些上市公司及有关部门必须直面的“硬伤”。

　　生死之间防“越位”

　　———突显国资管理改革迫切

　　眼下，济南上市公司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在最短时间内拿出重组方案并成功施行，或许是挽救的惟一办法。但是，此时尤其需要冷静，现在是政府最有可能“好心办坏事”的时候。

　　反思济南上市公司的衰落，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是：在企业发展中，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如果作书面问答题的话，一般都不会答错：应该是服务与监管而不是直接参与；是培育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企业重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就不好说了。

　　现成有个ST济百的例子。2001年，济南百货重组难产。一边是政府积极推进重组进程，一边是济百董事会全力抵制，济百职工也高呼：“就不让华建进门！”一年后，济南百货发布公告称，第一大股东济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与华建电子公司签署解除股权转让和股权托管协议，华建电子在和济南百货“相好”了约500天后打道回府。

　　国企改革必须有政府参与，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政府充当什么角色、如何行动、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作为。从济南几家上市公司的情况看，无论是兼并重组，还是经营决策和企业管理者的安排，不当干预或变相干预现象，并不少见。

　　现在，在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济南上市公司的重组应该更加市场化。政府应有一份更开放的心态。

　　目前，对于“济南现象”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下一步该如何办上面。比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如何改革；如何在“保壳”过程中实现战略调整，推进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企业经营战略如何才能科学化，等等。

　　“济南现象”是全国性问题的集中反映。济南上市公司的暂时性全面失利，有上市公司、政府行为和制度安排等不同层面的因素。它再次提醒我们，加快改革国资管理体制，提高证券市场法制化程度，提高政府部门驾驭市场的能力，这一系列任务艰巨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