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算是一个趣闻。6月1日下午，一个李姓消费者到兰州一家超市购物。当他选购了价值7.5元的一块猪头肉后，随手将一块2.1元的猪肝塞进了猪头肉的包装中。他的企图很顺利地逃过了收银员的眼睛，却没有躲过保安的检查。作为小偷，他被请到了超市办公室。作为处罚，超市“没收”了他身上的200元钱。有趣的是，李某被罚了以后，坚持向超市工作人员索要罚款的发票。在几经努力而不得的情况下，李某向媒体热线进行了投诉，希望新闻单位帮他讨个公道(《西部商报》6月2日)。
媒体记者采访了有关律师和公安部门，他们都说超市的处罚行为应属违法，但没有对李某索要发票的行为作出评价。超市方面虽然承认自己没有罚款的权力，但又强调李某索要发票属于无理要求。超市有没有罚款的权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小偷应不应该要发票，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记者并没有为小偷索要发票的行为讨来什么公道。说实话，正是这一点，让我有点小小的遗憾。
小偷小摸见不得人，索要发票却光明正大。而偷东西———遭罚款———要发票三者一旦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看成一个悖论，而应该看成几个不同的问题。
违法人员在遭遇经济处罚时，应不应该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目前，很多超市都有“偷一罚十”的内部规定，受罚者也不乏其人；面对经济处罚时，如果“小偷”能坚持索要发票，违法的处罚行为也将不会得逞。二，即使执法机关依法进行经济处罚时，“小偷”仍能坚持索要发票，那么处罚所得也将不会落入个人腰包，或者被纳入小金库非法使用；实际上，一些执法单位之所以在有涉道德的领域(比如卖淫嫖娼)热衷于罚款，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相信受罚者不会主动索要发票。
卖淫嫖娼行为是遭遇罚款最多的领域之一，多年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但其质疑的焦点均在“罚款指标”、“只罚不管”等方面，并未涉及开具罚金发票的问题。
一般而言，以经济行为应对经济行为就是理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行为就没有风险。在涉及道德问题的时候，这种风险还可能是双重的。假如一个人偷了超市的东西，或者有卖淫嫖娼行为，就有可能受到执法部门的罚款处理。如果索要发票是理性的，那么受罚者就可能面临以下两个方面的风险：一，加重处罚(比如增加罚金或附加其他处罚方式，让其弄巧成拙)。二，公开隐私(比如通知家人或所在单位，让其丢人显眼)。因此，小偷或卖淫嫖娼者遭遇罚款时，绝大多数只求一罚了之，并不在乎有没有发票，甚至连罚款者是谁都不再关心。但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一是热衷罚款者越来越多(冒充的执法人员也常常得手)；二是罚款的随意性越来越大(辅之以暴力行为者也时有所闻)；三是罚金数额及去向越来越模糊(没有凭证就只能是一本良心账)。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小偷遭遇罚款并索要发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保护并值得提倡的。他们在当前对自己很不利、以后还有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理直气壮，表面上看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则是对“执罚者”强有力的监督。而一个执法者，更应该在所有的情境下，保持足够的理性。比如，在对小偷、卖淫嫖娼者罚款时，尤其应该更自觉、更主动的开具发票。
相信，没有人会因此认为我是支持小偷小摸和卖淫嫖娼行为的吧。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执法者对这样的受罚者使狠，执法就可能变成一种可怕的要挟。
小偷遭罚要发票，应该算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果我们的思维能因此在一些方面敏感起来，它就应该算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尚德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