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月开始，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作为证券交易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该制度实行将近一年，对券商经纪业务产生了哪些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部分证券营业部，作了一番调查。
调整经历三步曲
记者在上海影城附近的几家证券营业部了解到，大通证券上海番禺路营业部目前的散户现场交易佣金为2.8‰，非现场交易佣金一律为1.615‰；长江证券番禺路营业部的佣金则是散户现场交易佣金为2.85‰，非现场交易中电话委托是1.95‰，网上交易是1.5‰；旁边南方证券的佣金要略低一些，但相差不多。结合记者最近从一些大券商处了解到的情况，目前上海地区证券营业部的散户现场交易佣金多在2.5‰至2.8‰左右，非现场交易佣金的差别相对较大，根据电话委托与网上交易的方式不同，从1‰到1.8‰不等，但多数在1.5‰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去年5月实行佣金浮动制至今，多数证券营业部的佣金价格都经历了一个从初期试探，到去年8、9月份后的大幅降佣，再到今年年初的佣金价格上调这三个阶段。一位证券营业部经理告诉记者，去年4月刚宣布实行佣金浮动制度时，大多数券商缺乏思想准备，心里没底：既不清楚自己经纪业务的成本，又担心其他证券营业部会采取怎样的佣金策略。因此，当佣金浮动制在5月份刚开始实施时，多数券商采取了试探的方式，象征性地下调佣金，一些大券商也对下属营业部的佣金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当时，虽然一些地区的个别证券营业部也推出过“零佣金”、“年费制”等吸引客户的措施，但多数营业部的现场交易佣金都定在2.8‰，非现场交易也在1.5‰以上。但到了8、9月份，随着一些大券商开始允许下属营业部可以根据当地市场情况自行定价之后，佣金一度出现了大幅下降。很多营业部的散户现场交易佣金下降至2‰以下，对大户和机构只收0.5‰甚至更少的佣金，非现场交易佣金也下降至1‰。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去年底。终于，一些证券营业部年底结帐后发现，在行情疲软、交易萎缩的情况下，不顾自身成本的降佣，只能给自己带来亏损。在现实的教育下，相当一部分券商开始调整自身的佣金策略，适当提高佣金，以确保营业部生存所必须的盈利。可以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整变动，目前各家证券营业部的佣金价格已趋于平稳。
营业部厉行变革
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去年佣金浮动制度出台时，一些业内人士和部分舆论判断，用不了多久，一些小券商将面临生存危机。如今，一年过去了，尽管去年券商经纪业务多数亏损是不争的事实，但应当看到，绝大多数证券营业部经受住了市场考验，经纪业务走向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对此，一些业内人士分析，证券营业部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考验，虽然与股市交投清淡的时间还不长、一些小券商合并重组后实力有所增强等客观原因有关，但归根到底，还是佣金浮动制的实行，推进了证券交易的市场化，直接促发了券商经纪业务生存模式的变革。
首先是更加注重成本控制。曾经流行的豪华证券营业部模式已经被市场所抛弃。越来越多的证券营业部采取压缩营业面积，减少工作人员等方法来减少成本支出。一些营业部发现中户室不赚钱，就将原来整层中户室的楼面转做其他用途。证券营业部的人员编制也普遍被缩减至10人到15人；其次是非现场交易方式得到迅速推广。由于佣金价格的导向作用，大量客户从现场交易流向非现场交易，推动了证券交易低成本增长的模式；第三是更加注重营销。大通证券番禺路营业部经理邱宏斌告诉记者，以往证券营业部的市场部大多是营业部安置富余人员的场所，但如今他更倾向于将最好的员工安排到市场部，从事诸如新产品开发、银证通和吸引资金等业务。
是否需设立底限
在佣金浮动制实行一周年之际，有关设立佣金底限的呼声有所抬头。据了解，在日前由相关部门组织的一次券商内部座谈会上，30家券商的有关负责人一致表示，希望以行业公约的形式设定能够实现微利的佣金底限。其中营业部非现场交易佣金应不低于1.5‰，现场交易佣金则应不低于2.5‰。
对于是否需要设立佣金底限，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持赞同意见的人认为，虽然目前多数证券营业部的佣金已趋平稳，但随着最近行情的火爆，不排除个别证券营业部为争夺客户而重新打起佣金价格战。如果营业部的佣金水平低于盈亏平衡点的话，便属于明显的倾销行为，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有必要依靠行业自律来更好地维护证券业健康发展的局面。
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首先，根据业内人士匡算，上海地区大券商经纪业务的成本应在1.5‰到2‰之间。换句话说，按照目前沪深股市的成交量和营业部的佣金价格，大多数券商经纪业务是有利可图的。经过去年一年的操作，多数证券营业部的营销意识日渐成熟，他们已经认识到，降佣并非吸引客户的唯一手段，“即便把佣金降到零，也不可能把附近所有的客户都拉来。”营业部的地理位置、硬件设施、品牌效应等都会影响客户对营业部的选择。其次，作为证券交易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佣金浮动制已经在促进券商经纪业务生存模式转变、加强券商应变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当坚持下去。
此外，一些法律人士指出，既然证监会等部门以联合发出通知的形式，要求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那么，如果通过行业公约来设立佣金底限，是否有违这一通知的精神。再者，即便设立了底限，对已经市场化的佣金定价机制能有多少制约作用？有关方面又如何实施监管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上海证券报记者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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