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科创”之一：谁说都是吕梁惹的祸？

　　时铃

　　编者按：在中科创业案的主角吕梁和朱焕良仍未现身而有太多谜团仍待解开之前，评价中科创业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中科创业案几乎将股市中所有暴露出来的问题“集大成于一身”，活脱脱成了一件完好的标本，一本绝好的反面教材。透视中科、解剖中科，为的是使我们更清晰地认清中国股市究竟还欠缺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使我们的代价更 低一些，痛苦更少一些。

　　日前中科创业案的宣判，与当年吕梁曝光和该案审理产生的新闻效应相比，正如这次的判决结果一样，既不值一提，又无法同日而语。

　　而围绕着该案，上从监管层，下至股民们，甚至包括丁福根等罪犯，几乎没有不把责任推在作为中科创业案总导演总策划的吕梁身上。

　　但问题是，现在已经具有股市庄家符号性意义的吕梁，究竟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我们不妨假设，假如吕梁用其自陈或媒体揭露的种种手段，在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一试身手”的话，是否能够造就一个同样的“中科创业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股市跟人家的还不能比。

　　如果说是我们的股市造就了吕梁，成就了吕梁，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说法。难道是我们的股市出了毛病？但在无股不庄、无庄不灵的年头，甚至包括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都可以公开“谈庄论家”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拒绝承认吕梁原本就是我们制造的呢？

　　靠政策和资金拉动的中国股市，庄家在政策纵容的背景下，大量资金入市刺激了股市的活跃，从这点来说，监管层面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而业务范围有限不得不主要靠交易佣金生存的券商，也对庄家爱护有加。因为一个庄家可能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客户经纪人”，带动众多的股民交易，庄家和券商实际已构成了类似蚜虫和蚂蚁一样的互生关系。否则的话，不可能全国有120多家证券营业部都被牵涉其中。

　　“橘生淮北则为枳”只因“水土不同”。我们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当然包括我们对股市的理解程度和监管能力，以及投资者素质水平，似乎无形中都在默许庄家的孳生和存在。

　　因此，尽管笔者无意为已成为标本的中科创业案和成为符号的吕梁开脱罪责，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一味地责怪一个人和一件事，而要更多地反思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

　　说我们的股市才屈指十岁刚出头，幼稚得很，毛病多得很，当然是个一推了之谁也不用负责的最好的借口。但我们的股市等到什么时候才算是成熟的呢？难道我们还要把人家犯下的所有错误、经历的所有痛苦再重复一遍，我们才能成熟吗？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曾经寄予厚望的后发优势又怎么体现呢？而又有谁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昂的时间成本和市场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