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国主力炒作模式 窥探主力新的盈利手段

　　金学伟

　　上篇：从群狼战术到独庄横行

　　2002年，随着大市进一步趋弱，一个新的话题在证券投资机构和主力间流传，那就是“寻找新的盈利模式”。这一话题，早在2000年底就有人提出。当时，尽管大盘仍在上涨， 但股票已越做越难，能炒的个股越来越少，赚钱手法日渐见拙。只因大市仍在上涨，这一感觉也就被冲淡了。

　　而2002年，随着大市进一步调整，各证券机构、市场主力、及中小散户的亏损全面加重，且亏损面之大创历史最高记录，达93%。尤其是机构主力，在过去的历次调整中，都可凭自己的实力兴风作浪，取得一些波段性战绩或个股盈利。而在本次调整中却显得非常无奈：过去惯用的手法不管用了，主动投资主动被套，被动投资被动被套；集中投资，进去后出不来；分散投资，顾此失彼，只能随波逐流，比一般的散户还不如。

　　尤其是1514、1339、1455点这三波反弹，作为市场主力，不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出现的行情溜走；一旦买进，本来就已沉重的仓位变得更加沉重，损失愈趋严重。包括今年1月8日启动的这波反弹，虽说按市场说法，是新任证监会主席给各大机构发的“红包”，但结果如何———是套牢散户，还是套牢机构，谁也预料不到。昔日呼风唤雨，翻覆于股海间的主力，一夜之间就雄风不再，陷入“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境地。昨天还非常美好，可随手掠取的股市，突然间成了“家家都有地道，处处都有洞口”的“高家庄”。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十年一个大轮回

　　进一步说，寻找新的盈利模式，还折射出中国股市一个大轮回的结束。

　　股市本没有新的盈利模式。一切新的模式，都是对昨天而言的。就历史渊源来说，它们肯定是有过、用过，而后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翻版。一轮大牛市，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其产生、发展，到衰老、终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盈利模式都粉墨登场一次，所有能用的手法都用过一遍，把所有潜在的获利空间都挖掘完毕的过程。只要还有一种方法，还能将已榨过几遍、几乎榨干的股票中再榨出一点油水来，哪怕一点点，牛市都不会终结。因此，所谓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实质上也折射出中国股市的所有能用的手法都已用尽，一个大轮回已经终结，而新的轮回尚未产生。

　　从价值回归到价值创造

　　回想一下吧。1994年，当大市刚从325点起来，市场的主流口号是什么？是“价值回归”！当时，一大批股票都已接近净资产值，深圳的平均市盈率只有8倍多，上海的平均市盈率连13倍都不到，全市场加权平均股价仅3.8元。在这种情况下，做股票是不需要盈利模式的。瞎炒就瞎赚，不炒———买进不动就大赚。逮着任何一个死耗子，都能赚钱。

　　1996年，牛市再次起步，市场的主流口号变成了“价值发现”！当时，一大批类似长虹、海尔这样的股票，正等待着人们去重新认识，去体现它的真实价值。这些股票的价格之低难以想象。比如四川长虹，每股净资产7元，净利润2元，净资产加税后盈利超过9元，但股价却只有7元多。一大批主力，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以价值发现为主要的口号和盈利模式，并标榜主力的作用“就是把股票的真实价值用价格表现出来”。

　　但是，到1996至97年间，由于价值发现在大面上已经结束，大部分股票的现有价值已被充分挖掘，有的甚至已超过预期的成长价值，尤其是主力集中炒作的一些重点股，已大幅超涨，一个新的口号便在主力中开始流传，那就是“价值创造”。有人直言不韪地宣称：“主力的作用不仅是发现价值，更要创造价值”。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股市已无法再靠价值，而要靠各种名堂的炒作———盈利模式来推升了。

　　价值创造的三大法宝

　　股票价值本是公司内在经营的产物，是无法靠外部创造的，外部只能去诠释它、体现它。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的人，通过大规模持股，进入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最多也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公司改变经营策略、经营方向，或是改变资金用途，以创造更多的经营业绩，来推动股价的上升。与此相似的还有另一名基金经理人———普莱斯，素以冷酷无情著称，一旦瞄准一家公司，就调动几家基金一起买进，然后压迫董事会，作出有利于股价上升的决定，但也只不过如此。

　　中国股市的“价值创造”，早期基本上也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的。其主要手法无非三种：一是创造各种名目的概念以供炒作；二是改变上市公司的分配方案，使其有利于股价上升；三是提前反映利润，来进行寅吃卯粮式的掠夺性“开采”。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股票被掠夺性开采后，公司方面能作出有利股价上升的手段已越来越少，因此，价值创造便向新层次发展，并创造了如下手法。

　　产品买断法———由庄家高价买断上市公司的库压产品，给上市公司创造足够多的帐面利润和增长率，配合二级市场炒作。至于买去的产品，有的被廉价处理；有的转了一圈，又回到上市公司的库里；有的甚至用船运出去，美其名曰出口，然后便倒进了海里。

　　现金输入法———直接由庄家给上市公司输入利润：或是以馈赠的名义，或是以子公司投资收益的名义，甚至连名义都不要，只问会计师事务所：你明说，把这个股票做到这个利润需要我拿多少现金？通过这种方法，新的价值被一个个创造了出来。

　　资产重组法———资产重组是现代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之一，通过资产重组，一些低成长性企业获得了新的扩张空间；一些举步唯艰的企业得以生存，甚至是基本面的根本改观；一些在激烈竞争中苦斗的企业互相结盟，改善了经营环境。但是，正因为资产重组可使“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力价值创造的重要手段———后来演变为主要手段，使资产重组从1998年起步，除少数企业确有成效且确有意义外，大多数重组最终都成为主力炒作所需要的“价值创造”工程。有一家上市公司老总甚至恬不知耻地宣称：什么亏损、绩优？像我现在，日子好过得很。天天都有人上门，要做重组。我一年谈上两家，做它两波重组题材，比谁都过得爽。

　　股市的核心基础是价值。价值吸引投资，也吸引炒作。一个大轮回，不管炒作的方法是什么，其基础目标很清晰，总是沿着价值主线发展的。比如，第一波总是从压得最深的股票开始的，可称之为价值回归。第二波总是从价值发现开始，通过横向比较和内在分析，找出公司的现有价值和预期的成长价值，然后把它体现在股价上。而第三波，因前两波已将股票的潜在价值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所以，它的炒作手法总是和各种名目的榨油相关联的。老实的，就从已被收割过的田头地边找一些被遗漏的麦穗；不老实的就采取各种手段，以各种方法“创造”新的价值，包括概念性价值，以供炒作。世界各国股市基本上都是沿这条轨迹发展的，中国股市当然也不能例外。

　　庄股流行色

　　价值创造是和做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做庄是中国股市“古已有之”的炒作方式。早在1992年，股市就产生了某种做庄行为。当时较典型是“四小龙”炒作，即申华电工、爱使电子、飞乐音响、延中实业。但那时的做庄非常简单，主要体现为“连手炒作+短促突击”。即由某一大户，或本身虽非大户，但具有较大的号召力，能影响相当一批资金听从他的调遣，来挑头，然后集中资金“打突破”，哄抬某一股票，引诱投资者跟风。早期的“四小龙”炒作，后来的浦东金桥、陆家嘴，1994年3、4月间的“新上海概念股”等，都是这样炒起来的。直到1996年，所谓的做庄主要还局限于这种方式。

　　对价值的发挥诠释构成早期庄家特征

　　毫无疑问，这样的方式与后来的庄家有着重大区别。

　　首先，它不构成股票内在价值的篡改。炒作的基础是对公司潜在价值的诠释，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市势评判的正确与否、节奏把握得好不好，所选股票有无好的卖点，能否成为大众情人，激起市场的认同与追随。如“四小龙”炒作，其主要的卖点是小盘、高成长；陆家嘴炒作，其主要卖点是“东方曼哈顿”；“新上海概念”炒作的主要卖点是上海城市地位的提升。

　　其次，炒作的手段也不是以股盘控制和价格操纵为主，而是互相配合、瞬间突破、以群狼效应打破价格均衡，产生出最具爆发性的升力，激起市场的狂热。一旦炒到高处，原来的炒手同盟就会瓦解。

　　一句话，这是“由外向内”型的炒作，其焦点是对公司基本面的诠释。一旦诠释和认识问题解决了，股价上升就成为自然。庄家所做的就是提早一步，把可供发挥的题材发挥出来，可供挖掘的价值挖掘出来，然后再让市场去认可它，接受它。因此，这样的做庄本质上仍属价值发现范畴，虽然有些发现有点幼稚，如“东方曼哈顿”、“新上海概念”等，对基本面的图解也过于简单，过于概念化，但它毕竟不是“价值创造”，不是后来的做庄概念。

　　价值创造的始作俑者

　　最早1995，最迟在1996年，市场中开始出现了后来意义上的庄家。具体表现在持股比例提高；价格联盟式的庄家减少，单打独斗者增多；与上市公司的联系加强。前文所述的“产品买断法”，最早就产生于1996年的大牛市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手笔“创造价值”的始作俑者不全是市场炒手。1996年，在沪深两市争得不可开交时，为配合竞争需要，有几家公司被有幸选为龙头股，并被授意做高利润和分配方案。为此，这几家公司都付出了重大代价。比如，某一非常著名的公司，为配合需要，几乎搜刮了后几年的所有利润，把当年的中期利润做到了将近0.80元，并首创中期分配模式，实行大比例送股———也因如此，后来这只股票从1996年高点跌落，再也没创造出新的辉煌，业绩始终在0.10元左右，股价也没再创过新高，即使在2001年6月的指数最高点时，其股价依然不到1996年的一半。另几家龙头公司的情况也一样。由此可见价值创造对股市的潜在危害有多大！

　　但是，虽然价值创造的先河已开，后来意义上的庄家模式已开始产生，但在这个阶段中，这种模式并未成为主流模式，绝大多数的主力、机构依然保持着某种“清纯”，习惯于从公司价值出发，来进行投资、炒作，和上市公司的勾兑主要集中在打听一些消息，并希望在炒作中获得上市公司的一些支持和配合，真正在做“价值创造”性工作的还比较少。直到1998年，根据笔者当时的盘面分析，有庄的股票也只占到30%。

　　庄股泛滥

　　1999年，是我国股市出现翻天覆地“革命”的一年，由于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加上资产重组全面展开，同时也因榜样的力量，股市中的庄家数目开始直线飙升。几乎所有的大资金，只要一提到炒股票，首先就想到弄一个庄来做做；只要一想到做庄，首先就想到和上市公司挂钩。而且做庄手法也开始全面现代化，“集中控盘+价值创造”成为主要的盈利模式(当然不是全部)。到2001年调整之前，我国股市已无股不庄，而且绝大多数的庄家都和上市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做着或多或少的价值创造工作。其中仅少数如德隆这样的庄家，把价值创造放在以做大上市公司主业为主，绝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创造，稍好的就像1996年的那几个龙头股，将后几年利润并于一年；更加恶劣的如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夏、南通机床等，干脆全是人为的创造，没有一点是真的。

　　和价值创造的始作俑者并不全是市场炒手一样，在“超常规发展”思路的影响下，这样的做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默许，甚至是纵容。如2000年，仅深交所就监测到异动股票476起，几乎股均1起，并就亿安科技等17只严重反常的股票写了19份报告，但一份也未得到快速反应，甚至当亿安科技股价突破70元时，还有管理部门的人员说这有利于刺激股市，致使此类行为愈演愈烈，并酿成了后来的大调整。

　　遗患后市

　　　如果说，早期的做庄是一种“由外向内”型的投资变种，其炒高的只是公司股价，公司内部的价值基础不会因此而受到重大破坏、扭曲。即使和上市公司勾兑，获得某些内幕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最多也就是不公平。况且早期的庄家更多的是一些价格联盟，可以同获利，不可共患难，一旦炒到相对的高位，价格联盟十有八九会自动瓦解，所以价格也不可能炒得过高。因此，早期的庄家虽然也会给市场带来不良后果，但它的破坏性则要小得多，调整之后的恢复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在调整中，人们总能找到可供炒作、可供投资的股票。尤其是市场主力，总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可供操作的股票，以躲避大市调整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从1996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做庄模式，则是一种“由内向外”型的炒作，炒家们总是先在公司内部搭好“积木”，然后再通过重兵控盘等手法进行炒作。所以，不仅股价炒得更高，而且被破坏的还有企业的元气和基本面。回想一下就可以了：1996年那几个龙头股，上海石化、陆家嘴、爱建股份、深科技A等，没有一个股票不因此而大伤元气，难再恢复的，也没有一个主力可以再通过这几只股票来做庄赚钱。原因就在这样的盈利模式给股市带来的乃是双倍伤害：一方面是过度炒高的股价，另一方面是过度造高的公司业绩。因此，当炒作结束后，一方面，炒高的股价要向真实价值回归；另一方面，“真实价值”也是经过人为创造出来的。“寻找新的盈利模式”，这话题本身就令人深省。

　　下篇：痛定思痛后的主力盈利模式

　　形势比人强是谁毁了庄家

　　从价值发现到价值创造，从连手炒作到独立做庄，从孤家寡人式的几个庄家到无股不庄，这是中国股市10年来，主力所走过的盈利之路。但就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并非道德败坏，而是价值规律的支配。中国股市的主力最终发展到这条路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环境压迫下的适者生存。

　　不同盈利模式的阶段效果

　　不同盈利模式在不同阶段中，会有不同的效果。

　　作为大资金的拥有者，在价值回归阶段，不管集中投资方式，还是分散投资方式；是以股价操纵为目的做庄，还是发现趋势后，顺势做一把，其结果都一样，都能盈利。甚至因集中炒作的进出数量多，在价格上要掐头去尾———1只股票上涨10元，主力能赚5元就相当了不起了，因此，其最终获利反而比不上分散投资和顺势做一把的盈利大。

　　在价值发现阶段，由于股价要突破历史均衡点，打破人们对这一股票价格的传统认定，因此，分散投资的效果便开始减弱，集中的、以重兵突破式的炒作开始逐渐地占据优势。尤其是在快速盈利上，重兵突破式的炒作更具有分散投资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集中突破，可将股价快速地拉上历史最高平台，再通过各种方法，包括舆论宣传，可使人们尽早地思考它，认识它，重新评定它的价值。一旦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力就可全身而退。

　　而在分散投资下，股票价值要靠市场去自我发现，这个过程有可能会非常漫长———以美国股市的数据统计：大约要1.5年到2年。而我国股市主力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贷款，具有严格的时间约定性和较高的融资成本。所以，他既要考虑最终的获利，更要考虑获利的时间。否则，“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的事会经常发生。因此，在价值发现阶段，集中投资和重兵突破式的炒作已开始占据优势。

　　但由于这个阶段中，股价低于“公平价值”的个股很多，市场内生的上升动力还比较充足，所以对绝大多数主力来说，只要资金允许，并不一定要以重兵突破方式来获利，即使做庄，也不需要和上市公司多勾兑，去创造一些人为的价值。所以，尽管在价值发现阶段，有人就已开始在做价值创造工作，但大多数主力并不以此为业，毕竟，这种方法也有风险，至少在良心上有点不安。

　　但是，在价值创造阶段，特别是价值创造阶段的后期，绝大多数股票都已失去了正常的投资价值，有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股票早已物无所值，市场内生的上升动力丧失。一切“价值”都是要靠人去“创造”，不创造就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分散投资会成为一种不现实的投资方式。连简单的、就价值而炒价值的集中投资，大部分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1999年和2000年，金鑫基金经理人波涛先生，因以分散投资方式管理名下资产，结果使金鑫基金的投资业绩大幅度落后其他基金和大盘指数，最终只能被迫走人。与此相同的是另一名以发表《经济增加值》而著名的博士，在负责某大券商资产管理时出现重大亏损，而只能另谋高就。其间的原因并不在投资理念的冲突，也不在国外的投资方法全然不适合中国股市，而是他们都错误地将基于公平价值的投资方法，用在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价值创造阶段的后期。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中，除非退出股市，就像巴菲特当年一样，因找不到可以投资的股票而解散他的合伙基金，承认“我实在不理解，也看不懂这个市场”。否则，身为大资金的拥有者，唯一的出路就是“集中投资+价值创造”。只有集中投资，才能控制盘面，控制价格，防止股价向公平价值的跌落。只有价值创造，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使过高的股价变得合理，变得仍有上升潜力。环境就是这样残酷，在面临生存的威胁时，一个最斯文的人都有可能会变成“食人生番”，更何况在商言商。中国股市，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变成无股不庄，使集中控盘+价值创造变为主力的唯一有效的盈利模式的。

　　庄股的毁灭

　　遗憾的是，任何一种模式，只有在刚开始时才会有效，也只有在少数人使用时才会有效。一旦用的人多了，时间久了，其正面效应就会丧失，负面效应就会累积并扩大。做庄同样也不能例外。

　　做庄赢利的基础条件主要有2个。

　　一是价值能被大多数人认可。所谓价值吸引投资，价值也吸引投机跟风。“做股票不要功德太圆满，总要留点利给他人赚赚”，这句格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二是资金结构上的“大少小多”。相同的资金，在集中使用和分散使用下，其影响力会有很大区别。根据笔者的实践和长期观察，基本上，1亿元的集中使用的资金，其影响力相当分散的3到5亿元。即在大市好的情况下，1亿元的主力资金入市，可带动5亿元的散户资金；而在大市不好的情况下，1亿元的主力资金可带动3亿元的散户资金。出货的时候则正好相反，在大市上升动力充足的时候，1亿元的主力资金退出，市场平均需3亿元的潜在的散户接盘资金；在大市较弱的情况下，1亿元的主力资金退出，平均需5亿元的潜在的散户接盘资金。

　　1999年以前，做庄的成功率所以较高，是因为当时的市场，散户资金约占70%，主力资金仅占30%。而且在这30%的主力资金中，有很大部分都不是以做庄为主业的。这样，在整个资金比例上，便形成了极少数的庄家对绝大多数的潜在的跟势者。张三不跟李四会跟，只要时机把握得好，主力总能想办法把跟风者套进来，即使套进1/5的潜在接盘资金，主力就可溜之大吉。况且那时的股票价值还比较高，更容易吸引跟风者。

　　而到1999年后，市场资金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主力资金由原来的30%左右，突飞猛进为50%以上———估计至少是60%，而主力的行为又集体转向做庄。这样，整个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庄家市值对少量的跟势资金。庄股的出货也就成了重大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早在2000年3、4月间，笔者就曾预言：本次、包括今后的一切大行情，都将由主力买单，因为在主力资金占少数的时候，套牢多数是散户，而在主力资金占多数的时候，套牢的必定是主力。并预言要不了2、3年，我国股市就会有一大批庄家主力破产的事件。因为这样的资金结构已不适合做庄了。

　　2000年3月到2001年6月，我国股市走得特别疲惫，整个一年多的走势就像一头老牛拉着沉重的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但又走得非常顽强，每次回档都遭遇市场的顽强拒绝。其原因就在所有的庄家都想退而无法退场，只能勉力地维持股价，一点一点地往上推，期望于奇迹再现。同样，2001年6月以来的调整，尽管指数下跌幅度并不是最大的，但市场受到的伤害却是最深的，原因也在于此。

　　是一个错误的口号———超常规发展，在一个错误的时候———全市场平均市盈率高达50倍时提出，才促使了主力的集体错误———集体做庄，这就是2001年以来，中国股市悲剧的根源。从这个角度讲，毁了庄家的不是后来的监管、规范，而是在这之前的“超常规发展”。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并不是一句教训人的话，而是非常实在的话。所谓的时务，就是新的形势、新的格局、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

　　对中国股市的新形势、新格局，可从下列几点去认识。

　　1、资金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的少数机构资金对绝大多数的散户资金，变为相对多数的主力资金对相对少数的散户资金。

　　2、做庄作为一种主要的主力盈利模式，在过去数年中已被用到了极致，继续使用的余地已经不大，效果也不会见佳。

　　3、规范发展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基调，不再是原来那种先发展，再规范，在发展中规范，而是在规范的状态下发展，价值创造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

　　第一点从资金结构上说明，传统的做庄模式已难再通行，因为做庄的成功是建立在少量主力对大量的散户的基础上的，当大部分资金都成为主力资金时，做庄的唯一结果就是给跟风者发奖金。

　　第二点从控制论的角度阐述了一个观点：当一种模式发展到极致后，也就是这种模式衰亡的时候，其再度的兴起要等下一个轮回的开始。

　　第三点从规范与监管的角度说明了内外勾结式的炒作已难再盛行。

　　在这种格局下，主力的盈利模式也将出现多元化。其中较好的模式将有下列几种。

　　基于企业改造和利润最大化的德隆模式

　　这一模式也就是巴菲特模式和普莱斯模式。其基本途径是通过大规模持股，达到控股程度，进入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然后利用各种资源、手段，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结构，提升公司内在价值，达到推升股价的目的。这种方法只要做得规范，能使社会、公司、自己三方得利。不过，这种模式只适合于社会资金，不适合专业证券投资机构。而且对资金、人才、社会资源的要求较高，因此，它只能是极少数人用的方式。

　　基于公平价值的波段操作

　　股票价值有5种：清算价值、帐面价值、内在价值、投资价值、公平价值。公平价值是指一个股票在市场交易中能被买卖双方普遍接受并认可的价格，这一价格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它既不由单一时间上的价格组成，也不由某一时点上某一特定的买卖群决定，而是在长时间的交易中，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一个相对合理价格，这一价格对任何人都合理，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

　　以强生控股为例，这一股票在历史上既有很高价的时候，也有很低价的时候，但所有这些极限的高价和低价都是在某一特定时点、由某一特定的买卖群决定的，至于其公平价值，以笔者长期研究的价值中枢理论来算，就是28倍的市盈率。我们可以28倍市盈率为它的公平价值，利用均方差计算其相对合理的高点和相对合理的低点，进行波段性操作。在低于28倍的区域倾向于买入，在相对合理的低点作更大的买入；在高于28倍的区域倾向于卖出，在相对合理的高点附近全部卖完。

　　从1995年以来，笔者一直用这种方式指导投资、选股，迄今尚还未出现过失误，因为所有的计算都是建立在公平价值基础上的。

　　这种模式适合的股票有：业绩稳定的公司，如上文说的强生控股；景气循环股，如大多数的国企大盘股，尤其是一些航空类、钢铁类公司。

　　基于成长的长期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是把做股票当作开工厂。毫无疑问，一切生意要做得好，都要立足长远。你不能相信，一家工厂从开工到赚钱赢利，可以不需要前期投入，不需要施工期、安装期、设备调试期、达产期、市场导入期。做实业不仅需要这些，而且在产品达到设计规模后，还要长期经营，才能达到原始的投资目的，并取得最终的成功和长期盈利的基础。一旦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以长期经营方式经营一个成长性股票，会有极高的长期收益和阳光利润。如果把“基于成长性的长期经营模式”和“基于公平价值的波段性操作”结合起来，则经营利润会更高。

　　以上海金陵为例。这个股票很早就有一个主力进入，但从1993下半年到2001年为止，始终未有非常惊人的表现，股价一直在以10元为轴线的箱体中波动。但是，由于这只股票从上市以后，每年都会有一定幅度的利润增长，会有一些送股、配股，比例都不大，都在10送3或10配3的范围内，每股税后利润也一直保持在2、3毛钱的水平上。所以，凭借公司的稳定增长和围绕公平价值的波段操作，该主力却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益：截止1996年底，其每股成本就已变成了1毛多。

　　任何投资股最终都会变成投机股。2000年，上海金陵爆出每股税后利润0.50元的新记录，创出前所未有的高单股利润。人改其常，非死即亡。这一爆发性的单股利润，意味着上海金陵已开始从投资股向投机股转变，该主力全身以退，让利于人，结束了对该股的长期经营。

　　这种模式适合盘子较小，有稳定增长潜力，并有持续的、小比例送股潜力的股票。

　　基于价值突变与价值再认可的短促突击模式

　　股票市场中常会有两种股票，一种是价值被人低估的，一种是业绩出现意想不到的高增长的。除此以外，市场观念和潮流的变化，也会引起一部分股票价值的重新认定。遇到这种情况，集兵突击式的炒作就可成立，并能取得重大的短期效果。事实上，自去年以来，这样的模式已经开始出现，如2、3月间的深深房、6月的中海发展、今年1月的中信证券、中国联通等，都是主力抓住契机，进行重兵突击式的短炒。其中深深房炒的是房地产业上升有可能会带来市场对房地产股价值的重新认定。中信证券、中国联通炒的是定价太低，需要重新评定。其基本手法则和过去的大户做庄一样，都是先选对时间，选对股票，然后集中兵力，发挥群狼效应，进行重兵突击，在取得跟风效应后，就顺势而退，剩下的就让别人去折腾了。

　　由于这种炒作完全是基于股票价值的再认可，因此，对象选择和时机选择是成功的关键。并且在取得追涨效应后及时退出，也是重要的获利环节。过于恋战，期望能将所有的盈利都抓进口袋来，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身陷“越战泥淖”，难以自拔。

　　1995年，笔者在成都参加由中国证券报主办的首届证券分析理论研讨会，有幸与日本野村证券的一位副总裁共同主持同一个分组讨论，会间笔者曾详细请教过国外股市的情况：是不是也有那么多的人做庄？他说极少极少，原因并不全在监管，而在市场主体是机构，“当机构成为市场主体时，股票价格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会保持一种均衡状态，谁要想打破这种均衡，谁就得冒最大的风险，但尽管如此，依然会有人去冒这个风险，以集中爆破方式，打破价格均衡，取得瞬间效果”。看来这种方式是在机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主力快速获利的一个常用途径。

　　关于集中投资和分散投资

　　集中投资还是分散投资，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一是要看人，有人善于集中投资，有人善于分散投资。二是要看资金情况，有的管理的资金太多，无法集中到一两个股票上去。三是看个股情况和选择的盈利模式。比如，上述四种模式，第一、四种无疑是集中投资模式，而二、三种是分散、集中都可以的模式。但从投资效果讲，相对的集中肯定会优于分散。

　　2002年，在主力们纷纷谈论新的盈利模式时，笔者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不用去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也不存在新的盈利模式，一切盈利模式早就有了，只是被人们遗忘了，因此，与其费尽工夫去寻找新的模式，不如回想一下，我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把它们梳理一遍，然后再回过头去，结合新的形势，重走一遍就得了。并说在一个以个人资金为主的市场里，主力就是主力；在一个以主力资金为主的市场里，主力就是散户，是放大了的散户。因此，新形势下的主力操作手法一定会和过去的散大户有共通之处。

　　而上述四种模式确实都不是新的，它们都已出现过，存在过，并一直被一部分成功的投资者在使用着。可以相信，在告别了无股不庄，无庄不做的时代后，上述四种模式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机构主力所接受，所广泛采纳。中国股市，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的时代即将到来。

　　说明：本文是对中国股市主力盈利模式宏观层面上的思考，如有具体操作和选择方面的咨询需要，请通过电子邮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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