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与南郭先生

　　皮建才

　　根据日前公布的基金年报，2002年中国基金业首次出现全行业亏损。许多学者把这归咎于基金公司的管理费制度：在投资者损失巨大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也可以照提管理费，而基金的盈利能力对基金管理人的效益无直接影响，从而促使基金公司盲目追求规模。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经济学原理和成语故事“滥竽充数”如出一辙，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一番。

　　“滥竽”为什么能够“充数”？是因为齐宣王在制度的设计上出了问题。按照金融经济学上的套利模型，这实际上是给钻空子的人制造了套利机会，像南郭先生这样的“聪明”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直到套利的空间为零他才会开溜。只要以一根“竽”作为判断标准，钻空子的人就有套利的机会，这也就是齐宣王式的失误存在的原因。而在齐缗王设计的制度下，有一根“竽”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但还要看个体能够把“竽”“吹”得怎么样。

　　分析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看基金制度，我们就可以发现，其要害正在于：不管基金公司把“盈利能力”这根“竽”“吹”得怎么样，结果都可以“旱涝保收”。按照经济学上的分析，这实际上是加大了基金公司的道德风险，事实上，这和大家都熟知的“吃大锅饭”的道理异曲同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造成基金公司使用“规模”这根“滥竽”不断“充数”，此乃经济理性或曰最大化行为使然，经济学上有名的“理性人”假设从这里可以管窥一斑了。在现实中，这种“滥竽充数”的现象至少是博弈均衡解之一，虽然这个均衡解是许多人尤其是投资者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基金管理制度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从而扭曲了基金公司的行为。和大家都熟悉的信息不对称一样，这属于信息经济学上著名的激励不相容，说到底，基金公司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没有能够兼顾投资者收益最大化。

　　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正应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句古话，很容易被基金公司雪上加霜式地“双重盘剥”：没有管好，还要收费。激励机制的缺陷造成了基金公司更加重视自身规模而忽视了自身赢利能力。很显然，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基金管理费的提取和基金业绩相挂钩。

　　正如学者王连洲所说，对业绩好的，可以允许其扩大规模，甚至提高管理费；对业绩差的，应该严格限制其扩大规模，下调甚至取消管理费。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多劳多得”，博弈规则的改变往往会使得博弈的结果与以前大不一样，激励不相容也可以由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理论经济学中激励理论的兴起也正是由诸如此类的现实推动的，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很有可能花落此家，这只是题外之话。

　　当然，造成基金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结构性调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对基金利用规模“滥竽充数”的现象熟视无睹等闲视之。我们可以认为，想方设法消除这种现象既是基金制度完善的需要也是基金长远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