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官员的前世今生之高西庆--12年两番进出

　　

前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

　　《中国企业家》特约撰稿人 王安

　　遇到今日窘况，如果非要找一个撒气的，高西庆似乎很合适，恨不得说您高老把那蒸发的2.4万亿元市值揣兜里了。

　　54岁的周小川的新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他一同离开证监会的是他的副手高西 庆。50岁的高的新职务没有宣布。

　　一般来说，“另有任用”并不一定是坏消息。询问高西庆的秘书邢虎，他笑嘻嘻说：肯定还要继续革命呀。据说，高西庆离职前给朋友发E-mail，情绪不错。假如高西庆真的有点沮丧或愤怒，爱护他的朋友也会帮他遮掩着，绝不能让记者写出去。而且，周小川的高就，说明上层对这一届证监会的工作是满意的，这当然也应包括高西庆。但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说一些本土会计师。周小川、高西庆离职前，股市跌得惨呀。从2001年11月8日开始的暴跌惊天动地，上证指数从当时最高点1573点下跌到21日收盘时的1390点，短短10多天跌幅达10%以上，此后依旧阴跌。这个时候证监会首领走人，不是你的事，也要算在你的头上。

　　算大账情况不妙。2001年6月，第四任证监会班子上任数月，市场市值5.4万亿，而一年半之后，第五任班子履新之前，市值总额只有4万亿元，除去此间新股市值，总市值蒸发2.4万亿元，流通市值减少6000亿元。

　　高西庆为人爽快，语速极快，喜辩论。如此性格，如此形象，功归于斯，而过也跑不了他。遇到今日窘况，如果非要找一个撒气的，高西庆似乎很合适，恨不得说您高老把那蒸发的2.4万亿元市值揣兜里了。

　　虽然高西庆理想主义色彩好像比周小川更浓烈，但实际上，高西庆对股市，对证监会的监管对象，对国企——证监会似乎承担着为其筹资的使命，高西庆充满爱心。

　　2000年8月，《财经》杂志刊出文章《基金黑幕》，从六个方面揭露基金对倒制造虚假成交量，利用倒仓操纵市场等行为。这篇文章在证券业内引发大波，剑拔弩张，大有明日法庭上黑白相见之势。

　　某日，笔者与高西庆对坐，有电话来，显然是一基金老总，谈及《基金黑幕》。看高西庆表情，极为难看，嘬牙花子状。高说，如果失实，你可以告它呀。

　　对于传媒的批评，为官者多通过行政渠道解决。高西庆正八经儿官至副部级，但他受的教育，使他从骨子里不能动用行政手段。一边是传媒，天生有说话的权力，一边是其监管对象，充满爱心，手心手背，只好建议告官上庭。

　　11月2日，高西庆终于说官话和稀泥了：证券市场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形成特定市场文化，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最近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辩论中有人提出，基金的投资特色不明显，各家做的都差不多，以致产生一家公司管理的几只基金对倒的问题。其实这一现象与市场发育水平有关，可能不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发展中解决。

　　看高西庆的精神历程，实在就是一个从学者到官员的交互转换过程。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呢？务实？升华？同化？堕落？高西庆忙乎得没空想这些虚乎问题。

　　高西庆少时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铁路，打锤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学，学法律，之后在华尔街做律师，然后就憋着把个股票交易所搬北京来。他参加了1988年11月9日姚依林、张劲夫主持的那次会议，身份是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应算作最早的一批海归人士。

　　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高西庆担任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可以想见，当时高西庆何等少年意气，激扬文字。

　　在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时，高西庆很下功夫的是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但国务院法制局人士认为没用，谁也看不懂，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七年八年都不会发生兼并收购的事。于是删繁就简。

　　《条例》1993年4月底出台了，半年后，9月就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半夜，时任证监会秘书长、现任银河证券老总的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说《条例》无法套用。高当时在纽约，大笑，“怎么这么快！”

　　在证监会3年后，高西庆称病退出，回学校教书，后去香港。离开了官场，高西庆觉悟了许多：回过头看，以前争论的好多问题都没有什么意思，争赢的好多问题又转回去了，争输了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1999年6月，一纸调令将高西庆从中银集团港澳事务管理处副主任职上调回证监会，任副主席，半年后，周小川替代周正庆出任证监会主席。二次为官的高西庆成熟了很多，改变了位置也使他改变了思维，但他依然热烈率直。

　　2000年1月3日，高西庆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有一场高水平的对话，题目是《中国股市何处去》。从现场看，高西庆被方张二人联手狙击，有时只有招架之功，而场下的学生亦把掌声送给了学者，而不是官员高西庆。

　　从法理上，从经济学原理上，高西庆竭力维护股市的国企利益。说到后来，高西庆动了感情：国企在市场上到底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必须历史地看这个问题。为了达到资源合理配置，我们能够不顾死活把国企通通放到市场上吗？

　　高西庆说：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这些年来只靠了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厂的产品过活，这6000多人中还有2800多离退休职工。问问所有的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学者与官员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本来就不同，半官半学的高西庆自身已经被矛盾着闹腾着，如今以自身的混和体去与学者对垒，自是费劲，自是难讨掌声。高西庆如今赋闲，或许还有兴趣与人争论点什么。如果高第三次为官，是否还愿意是上辩论台？至少要问一句：台下有记者吗？

　　高西庆向何处去？十几年前，高西庆回国后接触过许多单位，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