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采取相应政策来抵消或减弱原有因素的不利影响，虽然是治标不治本，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市场的困境，为在发展中解决历史问题提供可能
●杨帆
刚刚过去的2002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短短的一年内，不
仅出台了诸如降息、减佣，新股按市值配售、国有股减持彻底叫停等重大利好政策，而且管理层还正式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
然而，在利好政策连续出台的背景下，去年的股市除出现了一两次脉冲式行情外，全年基本处于弱势调整格局，而且被市场寄予厚望的“6.24”向上跳空缺口也被完全弥补，同时，2003年的第一个交易日股指更是直接击穿了1339点的所谓“政策底”，这一切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即“看不见的手”正在逐步战胜“看得见的手”，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
随着政策的市场效应不断弱化，政策似乎正逐渐成为中国股市发展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然而资本市场真的可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政策也不再需要继续关注和支持咱们的资本市场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资本市场的内在缺陷
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教授指出的那样，心理因素往往在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投资者许多看似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非理性的。在天生就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为”模式的股价过度反应，尤其是当某些突发事件诱发市场上的悲观气氛时，它会在心理因素的作用下自我加重，使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代价也可能是较大的。
在碰到这类问题时，各国管理当局都毫不犹豫地选择“该出手时就出手”，如美国爆发以安然、凯马特、世通公司等为代表的大公司财务造假丑闻重创投资者信心，使整个华尔街陷入诚信危机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SEC)即刻主动出面要求年收入逾12亿美元的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长必须立誓保证其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同时一向对资本市场不闻不问的国会也威胁要对财务欺诈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
为了尽快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采取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也不例外，同时由于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多层面的转型过程中，为了保证转型的顺利、协调，政府积极干预成为完成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的经济改革由此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资本市场的发展自然也会带有政策主导的特点。
此外，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成长壮大，它在整个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它的发展往往成为国企改革、银行体系改革、保险市场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等其他相关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市场如果长期低迷势必会阻碍其他部门和领域改革的推进。
股权分割尚未解决
受到历史因素影响，流通股权和非流通股权的分割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国情，占上市公司60%左右的股权在中国目前是不能流通的。股权的割裂造成了控股股东与广大中小投资者———流通股股东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处于控股地位的控股股东想方设法利用控制权来实现其收益的行为对广大流通股东的利益形成了不折不扣的侵害，这使投资者信心和利益都着实“很受伤”。
管理层后来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对上述现象予以查处，然而执法是有成本的，而且如果监管法规过于严厉和繁琐，恐怕又会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形成另外一种伤害。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而且让非流通流通，即适时地启动全流通改革。
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定位在为广大国有企业融资和改制服务的，受到一些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国有股东一直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但由于国有资产规模庞大，作为国家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相关单位往往很难对每个上市公司都承担起应有的职责，而流通股东的利益更是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经常被管理者所忽视，这样的治理结构是不利于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太灵活、决策缓慢、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又使它们的经营业绩总是难如人意，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国企的经营业绩可能会不断逐年下滑，这将直接动摇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很难独立自主地站起来“走自己的路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从资本市场的内在缺陷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看，政策积极干预都是不可缺少的，让管理层采取其他相应的政策来抵消或减弱原有因素的不利影响，虽然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它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市场目前的困境，为在发展中解决历史问题提供可能。
当市场信心初步稳定后，那些困扰市场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全流通问题、对流通股东的利益补偿等问题的解决就可以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整个市场的中长期预期才能稳定，才能形成新的价值中枢，市场也才能从根本上走出颓势。市场前期对政策反应的冷淡，并非意味着不再需要政策的呵护，而是市场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上述重大问题妥善解决的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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