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北京)
前不久，杭州市政府共出资900万元重奖了3位企业家。笔者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从他们对这笔钱的安排不但能看出每个人的价值所在，而且能反映出如此安排背后的体制原因。
3位企业家在获得巨奖后，他们的第一个直接反应(下意识的？)，是拟用这笔钱建希望小学，或者成立一个类似于企业家培训基金或下岗工人再就业基金之类的东西，总之，是用它来做公益事业。在大陆近来频频呼吁“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像比尔·盖茨或邵逸夫之类的企业家”的语境下，3位企业家有多少是出于外在的压力而这样想，笔者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他们能够这样考虑，这本身就表明我们企业家的一种进步，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意识到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应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感的导向作用。应该说，这是好事。
但是，在他们的上述最初想法被杭州市政府否定后，3位企业家所服务企业的身份差异立刻就显现了出来。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说：“我准备捐，后来市委市政府不让我们捐，让它留给自己用。我想我已经68岁了，最多再拼搏几年，就将完成国有企业厂长的历史使命。那个时候我有这240万(要扣20%的所得税)，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将非常愉快地结束我的保姆工作。”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表示：“放在那里，放在企业里，我想现在是240万，是不是10年以后变成2400万，再10年又变成2.4亿？我想政府奖给我们这个钱实际上是一个种子，是给我们一种激励。现在我一定要把我这个企业搞好，一定要把这个零添上去，我要把这个资本增值。”同为投资，娃哈哈集团总经理宗庆后则考虑把这笔钱投向教育，他说：“我想我的用途是再投资，那么主要投什么现在没想好。因为我还想投教育，想办个杭州最好的学校，现在正在策划当中。”
三位企业家对240万的不同处置，实际上正好反映了他们所处企业的性质。先说冯根生，作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在现行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如果他不想招致过多麻烦的话，其年薪就只能是在一个社会认可的范围内，很显然，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其贡献是不相称的(此次巨奖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他也可以通过在职消费的方式来弥补两者的差额，但在职消费毕竟有个度，过度的消费也会引起麻烦。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经营者持股，即所谓的MBO，来解决收入与贡献不相匹配的问题，但这一办法能否在大陆普遍推行开来，在理论上是存疑的。即使一些试行MBO的企业，目前看来也并非很理想。退一步说，假使MBO能够解决企业家的激励问题，但这毕竟也是预期收入，还要看企业未来的效益如何。
正因为我们至今找不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收入与贡献不对称这一国企“顽疾”，致使很多优秀企业家才会在退休时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索取本应自己所得但在理论上却属于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从而导致侵吞国有资产的“59岁现象”的出现。前期的褚时健，最近的李经纬都是这一制度困境的牺牲品。冯去年68岁，有了这笔巨奖，至少解决了他退休后的后顾之忧，也就是说，有了这笔钱，他不会再受到那个问题的困扰，从而能够举全部之力，为企业发展最后一搏。虽然他没有把资金投入到生产中，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企业创造的价值，也许远远会超出这300万元。所以，冯根生把这笔奖金留给自己使用，对个人而言，是合乎国有企业这一制度安排对他的激励路径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则反映了国企治理制度的缺陷。
再说鲁冠球和宗庆后。前者是私人企业万向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后者是合资企业娃哈哈的总经理。作为私企老板，鲁把这笔巨额奖金进行投资是再正常不过了。对于他来说，不存在冯时刻担心的那个收入与贡献不对等的问题，他要使这笔奖金取得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钱生钱，这是鲁在私企这一制度激励下作出的最好选择。至于宗，由于他是合资企业的老板，想必收入比冯根生要高(这只是笔者的推测)，因此，冯所担心的经营者收入问题某种程度上在他那儿应不是问题，这样，他也就只有通过投资使之得到最大回报，而他和鲁的区别，不过是投向什么渠道更能取得更多回报的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皇皇巨著《经济学原理》的开篇，阐述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其中之四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推而言之，人们对不同的激励会有不同的反应。企业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激励形式。不同性质的企业，其激励是不同的。而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或企业家，会根据激励的不同，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对企业家本人来说，其选择无所谓高下之分，但通过他们的选择，却能够比较不同制度企业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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