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可能遭低价贱卖，主要原因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在国有资产分级管理体制没有形成前，赶在所有者缺位的最后时刻“抢购”国有股，肯定是不合适的
本报记者张炜
国有股低价协议转让提速，及近期市场自下而上出现要求全流通的呼声，使得国有股
被普遍视作资本市场的下一座金矿。
国资改制确实是民营资本一次较好的致富机会。按现行政策，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对内商同样开放。然而，民间投资至今还没有充分享有如此公平的“国民待遇”，依然存在很多有形或无形的“壁垒”。出于融资难带来的烦恼，民营企业中很少有不抱怨贷款难、上市难的。相比之下，上市公司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特别是拥有较畅通的直接融资渠道。国有资本从大量一般竞争性行业中撤出，民营资本通过收购非流通股来控制一家上市公司，其收购成本相对较低。但现在那些盯上了国有股的民营资本，看中的并不完全是中长期发展机会，而是短期获得资本利得的投机价值，及实施全流通所能创造的财富效应。面对民营资本如饥似渴的追求，国有股协议转让明显误入了歧途。在国有股被视作“金矿”的背后，存在不少值得深思的非正常现象。
这种非正常现象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近日指出，在国有产权变动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其他产权所有者都是明晰的，并且为维护自己一方的权利而竭尽全力。若国家所有权继续不到位，不仅有效的公司治理难以建立，而且国有资产的流失几乎不可避免。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用净资产价格协议转让国有股时称，国有股转让应有透明度，要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尽量避免让一部分机构、个人受益的情况出现。他认为，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应尽量以市场化方式进行转让。
可见，大量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净资产值或略高出净资产值的价格转让，其中并非没有部分机构或自然人打着重组旗号企图“窃取”的问题。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国有股为什么非要赶在这几个月匆忙地大量低价协议转让。协议转让中存在贱卖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二是股权割裂。撇开全流通暂无法预期的因素，也应该看到解决所有者缺位并非遥遥无期。从最近的政策信息看，十六大报告中已有国有资产实行“国家所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提法。周小川已指出，这一体制的建立，明确了所有者的代表机构，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中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另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前不久透露，新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今后将具体负责国有股减持的工作。
显然，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尚未成立运作，及国有资产分级管理体制没有形成之前，赶在所有者缺位的最后时刻“抢购”国有股，肯定是不合适的。或许在有的机构投资者看来，挖掘国有股“金矿”的机遇，就在于“乘虚而入”。一旦国资所有者到位，并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公开转让，国有股“金矿”可能贬值得连“银矿”价值都及不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得利的只是部分机构和个人，受损的则是国家和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其危害并不仅仅体现于国有股遭贱卖，而且可能因此把上市公司推入火炕。内幕交易的发生，投机资金的进入，必然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受到影响。有的投机资金急于使国有股“金矿”产生回报，采取高现金分红的方式，把公司中最有价值的资源提前瓜分。中小股东享有了同样的现金分配待遇，但由于持股成本的差异性，实际上只是持有非流通股的一方才从股利分配中尝到甜头。有的投机资金进入上市公司后，再对子公司实施紧缩型的管理层收购，把优质资源转入自己控制的子公司中，名正言顺地出现“穷庙富和尚”。
投机资金对国有股这道“财富晚餐”最感兴趣，也最可能把上市公司引入歧途。因而，国有资本在战略转型中选择撤出时，绝不能把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一卖了之。给上市公司找一个好的“婆家”，这也是国有资本对中小股东负责所应该做到的。况且，上市公司若被投机资金的短期行为搞垮，对政府本身也不利，势必影响税收及经济增长。要使称职的“新任”大股东脱颖而出，就必须通过透明度较高的方式进行股权转让，避免“黑箱操作”。同时，转让不应完全撇开中小股东。应该如王朝才所称，“通过市场招标，由高向低确定价格，在同价情况下，流通股股东应享有优先权。”在转让过程中，引入市场化的操作，由中介机构对不同的方案进行风险评估。采用较高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操作，很可能使国有股“金矿”略有“褪色”。但换用长远眼光来看，只有引入更好的收购方，把上市公司办得更好，才能够使所谓的国有股“金矿”产生真正的升值效应。
实施“国退民进”，必须符合“三公”原则，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在此前提下，国有股能否成为“金矿”，很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所谓的“金矿”必然内含超额利润，而超额利润的产生往往与某种特殊因素有关。有市场人士据此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很多“结构性利益”，国有股退出及法人股全流通将是最后一次。此前，已释放的“结构性利益”，包括股票认购证、转配股上市、B股对内开放等。
全流通可能创造的“结构性利益”，表面上看，与B股对内开放等“结构性利益”极其相似。然而，本质上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全流通的实施，必然以牺牲流通股股东的部分利益为代价。若法人股能够成为创造超额利润的“金矿”，实际上这个超额利润是由流通股股东贡献的。因而，市场各方一再呼吁实施全流通必须给流通股股东以利益补偿。如果把全流通与补偿老股东利益结合起来，明确全流通必须由非流通股付出一定的上市流通成本。那么，所谓的全流通财富效应，绝对没有现在预期得那样大。在一些业绩平平、成长性欠佳的上市公司中，全流通的财富效应更不乐观。那样的话，国有股和法人股所创造的“结构性利益”势必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若国有股成为少数利益团体的“最后晚餐”，那将是国家和中小股东的不幸。国有股果真有此“结构性利益”，国家又何必赶早傻乎乎地抛出呢？要知道国有股卖出好价钱对全体老百姓有益。即将出台的国有资产改制举措，在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同时，应最大可能地体现公平原则，从而避免国有股蕴藏的潜在财富被投机资金所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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