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重庆东源就深深陷进了纷争的泥淖。从两次被大股东告上法庭，到公司年报被股东大会否决，到公司因为没有及时披露中报、季报被停牌，再到官司败诉可能引发公司退市，ST东源创造了中国股市的多个“NO.1”。

　　重庆东源的纠纷看似复杂，实际上，从本刊记者采写的《玩偶东源》一文中，人们通过了解东源大股东们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看出，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大股东们各怀心思，出 尔反尔，变相侵吞上市公司资产，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不闻不问……在利益的争斗中，他们把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玩弄于股掌之中。

　　资本市场风云变幻，阴晴莫测，本身就是一台人间活报剧，而ST东源的内部纷争，几乎把这出活报剧演绎到了波谲云诡的极致。只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中，在大股东的刀光剑影中，受伤的往往是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因为迟迟没有公布中报，东源被停牌，投资者手中的股票已经被冻结3个多月了，而且至今没有看到解冻的希望

　　本刊记者 陈玉洁

　　年关将至，又到了沪深两市10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年报的时候。对于ST东源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难熬的时节。作为沪深两市惟一没有披露中报和三季度季报的上市公司，ST东源已经被停牌，并受到了证监会的稽查和深交所的谴责。

　　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东源就深深陷进了纠纷的泥淖。从两次被大股东告上法庭，到公司年报被股东大会否决，到公司因为没有及时披露中报、季报被停牌，再到官司败诉可能引发公司退市，ST东源创造了中国股市的多个“NO.1”。

　　资本市场风云变幻，阴晴莫测，本身就是一台人间活报剧，而ST东源的内部纷争，几乎把这出活报剧演到了波谲云诡的极致。只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中，在一个个“历史纪录”被创造的背后，凸显的是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被损害。

　　东源问题的来龙去脉

　　如今的东源问题，其实都源于1998年那次不成功的重组。

　　成立于1986年的“重庆东源钢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重庆钢铁集团第四分厂基础上改制设立的，是中国较为完善的板带钢材生产企业之一。1996年11月28日，公司股票在深圳上市。从表面上看，上市前两年，公司经营状况尚可，每股收益维持在0.15元左右。但实际上，由于工艺、规模等原因，公司钢业资产经营已逐渐在走下坡路。

　　1998年底，重庆东源面临主业萎缩和部分钢业资产将要停产的窘境，当时的第一大股东重钢集团开始积极寻求重组，他们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主营房地产的北京泛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不久，泛华从重钢集团手中，受让了重庆东源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重钢集团尚余29.19%的股份，为第二大股东。

　　由于合作心切，重钢集团在没有确认泛华注入资产的情况下，把股权过户给了泛华。正是重钢方面所认为的这一疏忽，为以后东源所有的纷争埋下了祸根。

　　泛华入主后，公司董事会积极寻求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市公司东源与第二大股东重钢集团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东源以部分流动资产和已停产的锰铁高炉等相关资产，与重钢集团下属重钢三厂位于重庆江北区黄金地段的334亩土地进行置换。2000年4月2日，资产置换方案获股东大会批准。该方案被有关各方看好，也得到过当地政府和北京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因此，开始执行时，可谓一路绿灯。

　　但好景不长，两大股东很快因为资产重组的一些重大事项发生矛盾。泛华入主东源之后，立即改组了董事会，并用上市公司的资产为其一笔2500万元的贷款作担保。由于泛华置入东源的资产自身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钢的认可，重钢数次以资产置换手续尚未办妥为由，拖延资产置换的进行，最后直至要求解除协议，闹到公堂之上。去年9月，重钢集团起诉东源，要求法院解除已执行的《资产置换协议》，并要求东源赔偿700万元经济损失。

　　漏屋偏遭连夜雨。在此期间，东源第一大股东泛华公司因为拖欠债务，所持有的重庆东源股权被法院冻结。法院判定，成都锦江和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和盛)从泛华手中，取得公司5856.8万股股权，占东源总股份的28.45%，因而取代泛华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此时，重钢集团所持股份降至26.7%)。

　　2002年4月9日，重庆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重钢胜诉，东源败诉。败诉无疑把东源推上了“突然死亡”的绝境。重庆东源败诉前的业绩为：1999年亏损2496万元、2000年盈利237万元、2001年大额亏损，一旦败诉认定，则要被追溯调整，业绩就将出现连续3年亏损，按证监会《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的有关规定，ST东源将面临直接退市。

　　对于这样的结果，东源难以接受，2002年4月24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二审法院对东源的上诉进行审理之际，2002年6月30日，ST东源(000656)迎来了2001年度股东大会。在一片纷争中，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和利润分配议案，均未获审议通过。公司年报被股东大会否决，在证券市场还是头一遭。此前由于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拒绝表达意见的审计报告，东源“申请”了一顶“ST”帽子。

　　2002年8月31日，东源未能如期出台中报，被深交所公开谴责，证监会也因此对东源立案稽查。2002年10月31日，东源同样未能公布第三季度季报。

　　官司打到这种地步，ST东源的疙瘩越系越紧。

　　重钢是否涉嫌虚假注资？

　　对于ST东源来说，目前只有打赢官司这华山一条路——赢了官司，东源会卸掉钢业资产的包袱，进军房地产；输了官司，东源面临退市的危险。因此，东源为董事会二审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破釜沉舟，自曝家丑。

　　在2002年7月19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中，上市公司向法庭提供了10组新证据，以证明原第一大股东重钢集团一直在控制ST东源的资产。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新证据中，有些内容曝出了ST东源上市时，重钢可能存在虚假注资。

　　新的证据显示，ST东源于1996年上市时，时为第一大股东的重钢曾拿出原值4000多万元的房产作为出资中的一部分，但这些房产从1991年至今却一直在重钢集团名下，没有过户。而且这些房产也正是ST东源与重钢资产置换中，需要置回给重钢的一部分资产，因此，ST东源在资产置换中无法对这部分资产进行调账。

　　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虽然不一定能够成为胜诉的关键，但这些证据至少加重了东源与重钢讨价还价的砝码。只是这些证据的取得却非常具有戏剧性。

　　据东源财务部向记者出示的一份记录表明，7月15日，现任东源董事长陈凯和董秘陶旭城到公司财务部，以向证监会提供相关资料为由，查阅东源有关财务资料，并复印了这些资料。财务部人员没想到这是寻找证据。他们认为，陈凯和陶旭城的行为是一种欺骗行为。财务部因此拒绝再向他们提供财务资料。

　　而公司董秘陶旭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作为公司董事长和董秘，到公司寻找证据为公司打官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算不得什么欺诈。相反，董事长和董秘不能掌握公司的财务资料，只能从公开信息了解东源的生产经营状况，才是不正常的事情。

　　东源提供的这份证据认为，作为对东源出资的一部分，重钢价值4000万元的房产，一直在上市公司中计提折旧费，并被重钢用于对另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陶旭城表示，这还只是他们能够看见的财务资料中的一部分，还有没有这种情况，目前不得而知。

　　对于这4000万元的房产没有过户，公司财务部的解释是，没有过户是因为费用问题。当时如果4000万元的房产要过户，需要支付近900万元的过户费。实际上，这些房产一直由东源使用，所以一直在东源计提折旧费。现在要过户也很简单，需要支付400多万元的过户费。财务部认为，东源董事长和董秘的行为是有私心的，对上市公司有损害。董事会对于东源的生产经营不仅不闻不问，而且收回了公章，致使公司一笔贷款逾期不能归还，造成不必要的逾期利息损失，其实公司是可以归还这笔贷款再重新贷款的。

　　东源财务部有关人士最后也表示，董事会与公司财务部扯皮的都是小问题，关键问题还是官司，还是资产置换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一旦这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重钢漫天要价东源坐地还钱

　　要解决各方在资产置换上的分歧，除了等待法院的判决外，各方的态度也可以左右事情的发展。东源与重钢的这场官司，焦点和难点是如何解决重钢三厂职工的安置问题。重钢三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与东源进行资产置换，重钢集团用的就是重钢三厂的334亩土地。

　　陶旭城表示，根据原来的资产置换协议，重钢置换给东源的应该是一块熟地，即不需要解决安置问题的干净的土地。

　　重钢的态度决定着整个事态的发展，从起诉开始，他们的态度一直很强硬。重钢强调，他们坚持打这场官司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置换协议由于东源违约，拖了这么久，已经给重钢、上市公司都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其次，重钢集团很关注重钢三厂职工的安置问题。重钢三厂目前有5000多工人，有1000多人还在工作，大部分处于待岗，职工希望通过334亩土地带来收益，并找到新的长期饭碗；第三，重钢当时签订资产置换协议，是鉴于当时的情况。由于对方违约，拖至现在，土地早已增值了，重钢当然要以现在的情况来处理。否则，土地由国有变成股份制企业资产，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东源董事会一直在致力于寻求与重钢集团和解的途径。公司为一审判决专门邀请了西南政法大学专家组进行论证，形成了一份《专家意见书》，其结论是：“本案所涉《资产置换协议》合法有效，置换资产确定或者能够确定，其继续履行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和事实上的障碍，仅需重钢方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自己协助东源办理相关资产置换过户手续的义务，则合同目的就能全部实现。至于东源与泛华如何协商解决东源其余资产的置换问题，属于另案处理的范围。”另外，公司提供的新证据也为官司胜诉提供了新的筹码。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源也寻求与重钢的和解。

　　东源董事会提出的和解方案是，公司拿出7000万元作为对重钢三厂职工的安置费用。陶旭城表示，这是根据国家有关部委关于职工安置的法律法规以及重庆市劳动保障部门的具体规章得出来的。他认为，现在东源为了大局，已经答应安置职工，并且董事会对市政府承诺，东源不管官司输赢，都会负责帮助重钢安置职工。

　　然而，重钢显然对于这样的条件并不满意。据重钢集团证券处处长、ST东源现任董事曾朝夕表示，东源董事会提出的7000万元解决方案根本不具有操作性。东源的方案是参照国家对于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安置政策得出的。但是东源的方案却是要一次性解决依附在土地上的重钢三厂5000多职工的问题，把这些职工全部推向社会。东源的方案实际上是对重钢三厂进行破产清偿，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根据重钢集团估计，对重钢三厂破产清偿成本，至少需要4亿元。其次，把这将近6000名职工推向社会，不符合国家政策，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也就是说，重钢认为，东源要摆平这件事，至少需要4亿元。随着土地的增值，重钢想把这块土地作为依附在上面的5000多名职工的永久饭碗。但这显然与东源的出价相去甚远。

　　曾朝夕说，重钢三厂的职工安置问题还有一个背景：当初市政府已经与重钢三厂职代会达成了协议，就是要依托这块地，实现“退二进三”，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目前重钢三厂的员工对于东源的方案已有耳闻，反应很强烈，已经向市政府和高院反映了意见。

　　陶旭城也证实了职工情绪比较激动的说法。有一次，重钢三厂的职工曾经到东源董事会所在的重庆市渝中区都市广场讨说法，情绪相当激烈，扬言要把董事长陈凯赶出去。当时重庆市证管办稽查局6位工作人员还在东源董事会现场办公。对于重钢三厂职工的过激行为，陶旭城表示理解的同时也表示无可奈何：“我们的态度只能是热情客气。”

　　如果说重钢当初起诉东源是纯粹的利益之争，是纯粹的经济原因，那么在官司与己不利的种种因素显现出来，东源公司又有意和解的情况下，重钢硬要把官司打下去，就颇为意味深长了。

　　东源财务部有关人士表示，单纯按照已经签署的协议，东源应该能够赢得官司。但当初签署的协议就有问题。她认为，重钢四厂除了钢业资产，其他都是非经营性资产。钢业资产作为东源的一个整体，如何能够剥离分开？她推测，是当时董事会为了公司能够实现盈利不得已而为之。她介绍，当时的重组方案是泛华请康华会计师事务所设计的，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情况。

　　问题就出来了，当初拍板决策的是重钢，重钢不可能不了解情况。当初重钢为什么会在没有验收泛华注入资产的情况下，就将股权和土地过户给泛华？重钢集团的曾朝夕是这样解释的：当初由于重钢对于合作方了解不是很深很细，没想到公司会有这样的问题；另外，重钢当初是本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东源重组能够早日成功，能够摆脱困境，因此单方面把自己该做的事情早就做好了。

　　知情人士表示，重钢坚持打官司可能是想为当初的决策失误挽回损失，其间可能已经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面子”问题了。

　　虽然双方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因为当初的失误，造成了东源目前的混乱局面。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呢？

　　政府部门进退两难

　　对于东源的问题，政府部门的态度颇为暧昧。2002年9月4日，重庆市副市长吴家农主持召开过关于东源问题的协调会，然而各方都没有找到平衡点。东源董事会希望用7000万元的职工安置费与重钢集团达成和解，而7000万元的出价与重钢4亿元的心理价位相去甚远。因为分歧很大，双方已经失去了沟通的意愿。事实上，9月4日以后，当事双方再没有任何形式的沟通。

　　重庆市政府目前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东源官司代表的是重庆上市公司的形象，另一方面重钢集团手中的砝码是职工安置这个稳定问题。如果东源因为官司败诉而退市，对于重庆市来说，无疑脸上无光，并且也失去了一个壳资源;但是重钢因为政策性兼并重庆特殊钢厂以后，包袱确实很重，有向市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另外，在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职工安置一直是困扰市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市政府在决策时瞻前顾后，迟疑不决,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于重庆证管办来说，处理东源问题也是一件棘手的事。对于东源的稽查，迟迟没有结果。重庆市证管办有关人士表示，上市公司进入稽查程序后，在结果公开之前，不便表态。并且，东源问题涉及司法诉讼，应该保持缄默，更不能轻易发表意见。这些理由似乎也说得过去，但对于股东大会否决公司年报，却需要主管部门给予一个说法。否定得对还是不对？怎么解决？证管办至今没有给出答案。另外，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东源至今没有公布中报、季报，证管办也没有说法。证管办的态度可能与市政府的态度不明朗有关。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是东源股东关注的焦点部门之一。在重庆市中院一审判决东源败诉以后，高院的判决成了左右整个事件发展的关键。正因为事情的敏感，高院的判决迟迟不能得出。

　　尽管政府部门至今不愿对东源问题表态，但有权威人士表示，大多数人对于上市公司ST东源还是表示同情和理解的。

　　锦江和盛的烫手山芋

　　目前掌握ST东源董事会的，是现在的第一大股东成都锦江和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9月29日，天津第二中院裁定，锦江和盛以8000万元的代价，买下泛华所持有的重庆东源股份5857万股。锦江和盛成为第一大股东。吸引锦江和盛的无疑也是那334亩的黄金地块，以及上市公司这稀缺的壳资源。

　　锦江和盛可能没有想到，花8400多万元的代价进入东源，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从锦江和盛进入东源的第一天起，就已经麻烦不断了。2001年10月锦江和盛入主重庆东源以后，没想到在随后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竟意外地被第二、第三大股东成功阻击，没有一人进入董事会。为此，锦江和盛一纸诉状，将已经成为自己旗下公司的重庆东源推上被告席。这是全国首例上市公司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有异议，而向法院起诉上市公司的案子。

　　除寻求法律支持外，2002年1月30日，锦江和盛还刊登公告，公开征集全体股民投票权，其目的是在2月9日前获得足够的筹码。作为第一大股东，锦江和盛比重钢和北京泛华两家的总股权数少5%，因此，公开征集数应不少于1000万股，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发言权”。

　　虽然锦江和盛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在2月9日，经过重庆市公证处两名公证人员长达5个多小时的清点，确认锦江和盛此次征集的股民投票权数为810万股。依靠这个“筹码”，在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锦江和盛方面才如愿有3人进入董事会。ST东源的现任董秘陶旭城原来是锦江和盛的投资部总经理，讲起当初进入董事会的过程，他表示，太具有戏剧性了。

　　对于锦江和盛的不请自来，重钢方面一直怀有深深的戒心，处在漩涡中的重钢力图让外界知道他们的苦衷。曾朝夕表示，他们对于锦江和盛的进入一直很困惑，他们进入之后对于上市公司的经营不闻不问，却把全付精力用在了打官司上。他们进入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就是盯上这块地了？是否意味着有了这块地，东源就走进了阳光大道，高枕无忧了？他说，“上市公司不断发布公告，把公众的视线都集中在了土地上。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投资者以为只要土地在上市公司就会改变资产质量，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可怕的是上市公司没有现金流，将导致东源无法运转。”曾朝夕表示，重钢希望第一大股东在打官司之外，考虑另外的出路。作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重钢对于东源的重组也责无旁贷，“我们会在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资产的时候出资产”。其实，考虑其他出路，东源的路子还很宽，并不是有人认为的东源输了官司就会退市。

　　确实重钢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锦江和盛注册资金只有4000万元，而且是一个自然人背景的投资公司，这样的公司能否真正经营上市公司确实让人怀疑。

　　但锦江和盛却不是这样想的。陶旭城表示，如果没有锦江和盛的介入，重钢和泛华的纠纷只能是一个死结。对于这334亩地，重钢根本没有开发能力，否则他们就不会等到现在了。当初锦江和盛进入的时候认为，东源的问题只是大股东之间没有协调好，如果大股东之间的纠纷解决了，东源的股价就严重被低估了。

　　东源是谁家之东源

　　东源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很特殊，但是实际上反映的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一最普通的问题。

　　在东源与重钢的官司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到底谁在控制东源的资产”。这一点在公司年报被股东大会否决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记者在东源所在地重庆綦江采访时，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大多数綦江人根本不知道有东源，只知道重钢四厂。对于东源的职工而言，他们也从来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东源的人。东源的职工对于重钢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这也是东源管理层倾向重钢的原因之一。

　　不仅仅是这次年报被股东大会否决，其实ST东源历年年报出台都颇费周折。由于公司主要钢业资产自1999年3月起一直由第二大股东重钢经营管理，该公司每年在编制年报时，都必须要重钢提供钢业资产的财务报表才能编制。如果重钢与东源董事会就财务数据发生分歧，公司年报就会一拖再拖。公司最近两三年的年报、中报都是在临近规定的最后期限才出来，与此不无关系。

　　可公司今年又出现特殊情况，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公司管理层对年报提供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作出表态。公司现任董事会对去年年报作出免责声明称，现任董事会于今年2月26日才正式接管公司工作，公司2001年度报告应当由公司上届董事会承担责任。现任董事会于4月6日召开临时会议，要求上届董事长贾培基(公司现任董事)在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出具的《管理当局声明书》上首先签字，现任董事长陈凯再签字。贾培基承诺，由他与前任董事长杨天举沟通。尽管曾两次致函催促，但公司董事会迄今仍未收到贾培基与杨天举签字的《管理当局声明书》。于是，公司现任董事会只保证已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所有已接收资料。

　　鉴于此，负责审计的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其审计范围受到严重限制，拒绝发表审计意见。公司股票因此被实行特别处理。

　　分析人士指出，东源年报被否的深层原因是公司资产置换久拖不决，导致钢业资产状况一片混乱，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公司钢业资产继续由重钢控制，东源现任董事会实际上只有334亩“土地使用证”，而且土地的最后归属尚待法院二审判决。这样特殊的资产管理情况在国内证券市场绝无仅有。这就难怪股东们对年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了。

　　在年报被否决事件迟迟没有解决，有关部门又没有表态的情况下，ST东源不能披露中报和季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即使披露也难逃被否决的命运。

　　公司财务部表示，由于资产置换协议有纠纷，无法按照董事会要求完成报表编制。另外，由于资产置换协议的评估有效期已过，即使按照置换后的情况编制报表，也需要重新评估。因此，仍然应该按照2001年期末数为基础编制中报。

　　但是，董事长陈凯却有不同看法，他要求公司财务总监雷德伟做出说明:一、在公司2001年年报被股东大会否决，且经过董事会的初步核查,其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完整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半年报使用2001年报期末数作为期初数的依据；二、将73份自公司改制上市以来产权拥有单位一直为重钢集团第四钢铁厂的房产列入公司固定资产的依据；三、将在2000年4月就已经把产权办理成重钢集团第四钢铁厂的“营销大楼”和“配电房”列入公司固定资产的依据；四、列示在公司账目上面积为1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在重钢四厂的全资子公司已将其作为出资设立与公司毫无产权关系的有限责任公司后，仍列入公司固定资产中的依据。

　　新项目埋下新隐患

　　在与大股东的纷争中，ST东源显得无助而无奈。

　　陶旭城表示，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对于重钢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重钢用土地换回了所有的钢业资源，有利于重钢的产业整合；重钢置换的土地上的职工安置也能够得到保证；另外，重钢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权也能够升值。而对于东源现有职工，如果能够回归重钢也应该不是一件坏事。

　　东源财务部有关人士对此表示，东源职工对于归属哪里无所谓，因为不管归谁所有，都需要职工们自己找饭吃。目前公司生产很困难，惟有寄希望于新的技改项目。这里所说的新的技改项目就是连镀锌生产线。

　　在2002年6月30日ST东源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重钢证券处处长、ST东源董事曾朝夕介绍，目前钢业资产一条闲置的连镀锌生产线，其产品市场前景很好，重钢考虑到钢业资产与重钢的历史上的关系，已于今年3月开始搞技改，投资额度在2000万元以上。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事应该由股东大会审议，但公司从未公告。公司董事长陈凯表示董事会对此事一无所知，董事会从未得到任何关于该技术改造的报告。

　　据曾朝夕介绍，连镀锌项目的背景是，东源曾经用募集资金进行过生产线建设，但由于种种问题，一直没有投产。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连镀锌项目的市场和相关技术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景十分诱人。同时，由于东源的产品热轧硅钢片今年年底前将被国家强制淘汰，因此东源的经营班子积极寻找出路，他们提出增加投资盘活这些资产。他们多次向董事会汇报，但董事会一直没有研究。由于东源经理层觉得时间不等人，并且1000多万元的投资也不是很大，应该在经理层决策的权限范围之内，因此开始组织技改。重钢对于东源的这一技改项目非常支持，增加了原材料款的拖欠，东源因此顺利完成了技改。如今这一项目已经开始赚钱，仅仅依靠这一项目，东源就能够扭亏。

　　但陶旭城却认为，这2000万元到底是谁出资，有没有真实出资，董事会都不知道。但以后如果划分资产，这2000万元的出资是不是就会变成重钢的呢？到时，是否意味着东源又欠重钢2000万元呢？

　　对于连镀锌项目的投资来源，东源财务部表示不好说，他们的解释是“东拼西凑找的”，包括一些企业先付的货款，其投资额也不是2000万元，而是1800万元。

　　在采访完成后回城的路上，记者无意中从出租车里听到了关于东源连镀锌技改项目的新闻广播。新闻的大致内容是：重庆市科协视察重钢四厂连镀锌技改生产线，该项目有光明的前途。记者注意到新闻里始终说的是重钢四厂，关于上市公司ST东源只字未提。

　　记者不禁对东源引为希望的连镀锌项目产生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