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马克

　　外资、或者外资与国内机构勾结做空中国A股市场以利其抄底，此种说法实在经不住推敲，有如儿戏。但是股市近期之表现的确提醒市场各方股市改革之紧迫性：为使国有股减持得以进行，政府该不该补偿流通股股东，如何补偿？如果不予补偿，那么在股市结构性缺陷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加强监管，其效果究竟如何？

　　外资做空中国股市极不现实

　　股市的1500点所谓心理关口在十六大之后被轻易击穿，1400点的所谓新关口又眼看不保。与此同时，外资、或者外资与国内机构勾结做空中国A股市场以利其抄底的阴谋说又再度泛起，重现流行之势，其含义颇为耐人寻味。

　　阴谋说初次浮现是在去年初的股市大讨论之后，论战一方的某些人以论战另一方某些人就职的机构立论，指其批评中国股市意在做空股市以利外资进场抄底。

　　此论有为扎眼，虽然立论者始终未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但因被指责者刻意保持低调，因此阴谋说一时也广为流传。并且，此后每遇市场下跌，阴谋说就会被拿出来说事。

　　最近，新浪网转载了某学者题为《谁能做空中国股市》的文章，引来如云评论，并且阵营泾渭分明，支持者极度支持，反对者极度反对，由此映射出社会公众在此问题上的鸿沟之深。

　　因为毋需负责，网络言论从来都表现为感性远大于理性的特征，但是众多显然是出自中小投资者之手的评论仍然让笔者产生忧虑，因为外资是否有动机和手段做空中国股市，这并非是一个难以求解的问题，不假思索的盲从，说明一些投资者心态之浮躁。此种浮躁心理汇集成潮，必然对股市下一步产生负面影响。

　　本来，将学术争论引申为人身攻击，阴谋说立论之基点就难称严肃，亦使人对一些知名学才的动机而不是学术水平产生困惑，更何况立论者提出如此严重之指责后又始终未加论证，要知道操纵股市同时触犯《刑法》和《公司法》，兹事体大，若无确凿之证据，深究起来，立论者恐难脱诽谤干系。

　　外资是否有做空A股市场的动机，需要实证分析，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但有内资业内人士向笔者指出，外资若想买中国股票，有的是低价的H股、N股或者红筹股，为什么要冒巨大的风险来做空A股？并且外资联手做空A股的串谋成本(法律、经济、道德)极高，而收益由于政策风险而极不确定，因此串谋几无可能。

　　即使有意串谋，在中国资本项目不开放、外汇管制极为严格的环境下，外资也缺乏做空A股的手段。

　　12月1日前，除B股外，中国禁止外资从事证券投资。贸易及实业投资的外汇进出亦实行严格的结售汇审批报备制度，资本项目结汇、售汇、付汇，境内划转业务和专用账户开立业务一律须经外汇局审批。进出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折合1万美元以上的，须经外汇管理局严格审核其外汇来源及用途，之后才会向指定银行出具核准文件，由银行凭外管局文件签发《外币携带证》，携带人最后持《携带证》到外管局加盖核准章。然后，海关还将验明所有文件，把守最后一道关口。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外汇管制只有加强没有放松，这固然十分影响投资效率，但对防止海外游资境内短期投机，的确成效显著。

　　刨去外管局和海关这两个因素，任何操纵股市的行为都会在交易记录中有所反映，亦应引起监管当局的警惕，并随后采取制止及惩罚措施。A股流通市值逾1.2万亿人民币，要想做空A股大盘，不投入百亿美元以上资金绝无可能。

　　如果外资能够成功做空大盘，那说明上述中国政府职能机构已经失职到了荒唐的地步。显然，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当然，从理论上，外资亦可通过打击市场信心来做空股市。但是正如业内人士指出的那样，好东西不是骂几句就可以骂成坏东西的。市场价格是交易形成的，投资者选择何种交易行为，买进、卖出或者持有，取决于他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收益预期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高低和市场规则的公正程度。

　　如果打击市场信心能够做空股市，那么说明两点，一是市场泡沫过大，经不起任何冲击，二是投资者太过非理性，以至于稍有风吹草动就盲目追涨杀跌。

　　股市的下一步

　　以上分析说明，阴谋说实在经不住推敲，有似儿戏。但是股市近期之表现除了价值回归的本义之外，也的确提醒市场各方股市改革之紧迫性，具体说来，股市下一步的焦点在于：为使国有股减持得以进行，政府该不该补偿流通股股东，如何补偿？如果不予补偿，那么在股市结构性缺陷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加强监管，其效果究竟如何？如果股市继续大跌，以至于重现1993年、1994年的“崩盘”，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又会如何？

　　解困手段、融资工具、一股独大、庄家猩獗，这些相互关联的定性短语既是十几年畸形股市的精辟概括，也是根治股市顽症的着眼点。

　　本届证监会高层已多次表示股市应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其工作目的不是调控指数而是公正执法、建立并维护规则。但是由于股市牵涉的利益格局太过复杂，无论对证监会还是对其他政府相关部门，如何把上述良好意愿落到实处，都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其一，在现有股市体制下，新股不败的神话基本未遭挑战，坐地圈钱的诱惑使新股发行有着巨大冲动，而证券业的垄断性使得上市核准的过程中酝酿着极大腐败的风险，公平上市距离还很遥远。

　　其二，非流通股点2/3的股市结构若不作实质性调整，加强监管的动机固然良好，但结果必然事倍功半。就像死水坑必然滋生蚊虫，现有股市格局是庄家的天然温床，以证监会现有事权边界和人力物力而论，要想与成千上万家微观交易主体博弈，实在勉为其难，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知道，在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中，市场自身的约束机制都有主体因素，监管机构只是担当最后把关人的角色。

　　国有股减持是解决一股独大的必然途径，舍此无他，对此市场各方均无异议。但是要想顺利减持国有股，就无法回避流通股股东的补偿要求。而政府该不该补偿流通股股东，补偿的法理基础何在，如何补偿，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短期内恐怕难有决断。

　　如果补偿，那么最大的收益者是谁？这需要对现有的6000多万A股账户作一个系统的梳理，才能知道散户和机构及庄家的持股比例。此项工作虽然复杂，但如果政府机构出面，应当不难完成。

　　假如统计结果显示机构和庄家为流通股的主要持有者，那么补偿是不是就不该进行呢？从道德角度出发，实在不该奖励那些假散户之名牟一已私利的强势违规犯法者。但从功利角度出发，机构庄家多持股对股市未必是坏事。因为如果体制改变，通过持股影响上市公司运营成为可能，吕梁这样的庄家未必不会成为合格的战略投资者。

　　这都仅仅是假设而已。事实上，补偿的关键前提是政府(不光是证监会)是否把流通股股东当作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只有这样利益各方才能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妥协。

　　目前看来，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因为博弈双方(流通股股东在面对政府时可以暂时视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实在悬殊。一方最有力的武器不外乎是用脚投票，但1993年、1994年的股市崩盘对实体经济并无多大影响，这种情况今天也不会有多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