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继银

　　个人总是容易引起关注，机构总是令人怀疑，尤其是在中国独特的人治体制和人情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英文中机构和制度则是一个词，可能有其内在的道理。制度是机构存在的基础，机构是制度运转的载体。机构依存于制度，制度需要机构来具体贯彻执行。

　　当古典的所有者兼经理的企业制度在实践中逐渐让位于由职业经理、职业董事和独立董事、会计和法律等职业服务机构共同构成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的时候，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主体也逐渐从古典的少数大亨、财阀与众多一般个人投资者，让位于职业化的投资阶层———机构投资者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机构投资者为什么？需要从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前，我们都是安土重迁，很少背井离乡的。那时的规则是“物离乡贵、人离乡贱”，那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家族和乡里乡亲的同舟共济。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打破了这一切，各种类型的圈地运动，把人们从土地上剥离，让人也和物一样进入了市场，从此“人离乡可能也贵”，就像洋插队一把成为海归派之后，身价也能涨上去很多一样。但是，人从本质上讲是非理性的，人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以管理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给社会科学带来的贡献就是一个有限理性假设。

　　为了从整体上对付单个人的非理性，增加整体的理性程度，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很多人就会在年轻能挣钱时大量消费，成为“高薪贫族”，在年老时流落街头，成为我们社会的负担。据说，如今的新新人类中就有很多人想让雇用他的企业把缴付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费用省下来给他现金。一些不明事理的企业可能也就这么做了，他们双方微观上“双赢”了，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赖以运转的一个重要支撑性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却亏空了。

　　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在市场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尊重当事人在市场上的合约自由，保护这种合约的执行，但是同时强制推行一种社会安全网来校正市场体系的自由和创新必然会带来的一些动荡和不安全后果。这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和企业的自由用工制度，个人的自由择业制度等等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撑关系。

　　那么政府筹集来的社会保障资金应该怎么用，怎么样能较为安全地保值增值，以备后用？这就产生了现代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或者准确地称为金融类的机构投资者。不能把所有进入股市的机构都成为机构投资者，那些实业类公司进入股市有其闲置资金有效利用的一面，也有其产业整合、战略联盟等等方面的目的。证券公司的主营业务应该是承销股票，但其资产管理业务可能会是一种重要金融类机构投资者。

　　最主要的金融类机构投资者应该是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这两类资金实际都是人们为了对付不确定性、为了应付未来的不时之需而储备起来的资金。这可能正是市场化和人性中的一个“可玩味”之处，人们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赌博和准赌博性的活动来增加变化和不确定性，在风险中求利；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各种方法来降低不确定性，规避风险。少数富豪的财产总计不会、更不应该有10亿人民的保险钱和养老钱多，否则这个社会不会安定，富豪们的财产也不会安全，这也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

　　这些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要有相对稳定的盈利，又要尽可能地规避投资风险，国债之外，股市、尤其是那些指数股、蓝筹股等等，则成为其重要的投资对象。这些机构自身没有实业经营，也就没有什么关联交易可做。自身积累的资金规模又很大之后，也会有一种“套牢效应”，也就不能不积极地关注所投资对象的公司治理情况。

　　在实业投资者的过度控制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跟风炒作、并不真正关心上市公司业绩这两个极端之间，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没有必要过度控制上市公司又能真正关心并且有能力深入分析上市公司状况的一类投资主体。同时再有严厉的内幕交易查处力度的配合，以及机构投资者自身治理结构的健全，则机构投资者自然会走上关注公司治理的投资轨道上来。

　　当我们有了足够的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也真正关心公司治理情况，上市公司也面临新发、增发或配股等方面的股票市场需求不足压力，需要在投资者面前竞争，而不仅仅是在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会议上竞争的时候，自我增强良性循环的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机制就会形成，满足市场期望的现代公司治理最佳做法就会得到人们内在的重视和自觉地学习与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