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志新

　　本月15日，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陆家豪的上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沸沸扬扬了6个月的证券市场“民告官”第一案以“不审”而终，对于关心此案的公众来说，“遗憾”可能是这种结果最好的注脚，然而，此案引发的对于独董作用、监管部门处罚、公司治理的思考也许不是能以“遗憾”二字所能蔽之的。

　　“花瓶”独董纷纷辞职

　　陆家豪自1995年1月至2001年担任郑百文第三、四届董事会董事。2001年9月27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认定包括陆家豪在内的公司数名董事对郑百文虚假陈述等违规事实负有直接责任，分别对他们处以罚款，陆家豪被罚10万元。陆家豪对此不服，曾提出行政复议，2002年3月4日证监会作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于是，4月22日陆家豪一纸诉状将证监会告上法庭，诉讼请求撤消证监会对其处以10万元的处罚决定。5月13日，北京市一中院正式受理此案，并于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后在8月12日作出一审裁定，法院认为，陆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签收并阅读了复议决定书，应视为他已收到复议决定书。虽然他又将签收日期划去且没有拿走复议决定书，但不影响法院对陆家豪当日收到复议决定书这一事实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认定陆家豪应于今年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但陆家豪实际上是在今年4月22日向北京市一中院寄出起诉状，因此，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依法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

　　一审裁决后，陆家豪不服，遂又于今年10月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院于10月23日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11月15日作出终审裁定，认为陆家豪于3月18日已收到复议决定，直至4月22日才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家豪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

　　称本案胜负已不重要的陆家豪曾把自己比喻成“中国证券市场的一颗铺路石”，但愿这种“铺路石”不会再次以这种形式出现。据了解，自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国先后已有20多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宣布辞职。其中澳柯玛、江西铜业、深信泰丰和山航B等四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都在今年提出辞职，其任职时间长则一年，少则仅一两个月。

　　大部分独立董事辞职，表面上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因身体、工作调动等原因；三是独立董事任职的上市公司数量超过上限要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独立董事辞职的上市公司中，相当一部分是被市场质疑或有严重问题。一些独立董事辞职的主要原因，则是无法真正行使独立董事的监督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难以实现。独董案虽以“不审”而终，但处罚的事实已经存在，其警醒作用不可小视。

　　为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

　　本案虽然因为上诉人丧失诉权而未进行实体审理，然而证监会却为此两次走上了法庭，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渐健全，人们的法制意识增强，客观上要求执法者的执法水平要不断提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严谨、准确。

　　另外，在本案二审的审理过程中，也对行政处罚的送达程序等提出了质疑。陆家豪的代理律师严义明认为，处罚决定送达与否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回执上签字或盖章，二是签上日期，三是领回处罚决定。他同时指出，陆家豪3月18日并没有签字，而只是签上了日期，而且名字和日期并不是同一天所签。他要求法院对陆3月18日的签字进行鉴定。北京市高法在开庭后23天就对此案进行了裁定，显然是没有对签字进行鉴定，而是采信了证监会所提出的处罚决定送达与否，应该以被处罚人得知处罚内容和自己的权利义务时算起，而不能以被处罚人是否签字和领回处罚决定为依据的说法。但证监会郑州办事处在8名董事拒绝接受处罚时并没有对拒收的情况进行记录，或请其他人现场证明，在4月8日陆家豪领回处罚时，也没有对其说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无疑会使执法部门今后在这个环节上更加注意严谨性和规范性。

　　公司治理非一朝一夕

　　根据政经风险顾问公司今年针对美国及13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所做的“公司治理品质评比”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企业的公司治理情况，在1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达中上水准，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七，但中国大陆排名倒数第二。可见，中国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近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就独董培训答记者问时说，由于独立董事制度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新举措，合格的独立董事人才相当缺乏。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在2002年6月30日前，我国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中至少应当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日，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自2001年10月至2002年7月，证监会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了14期独立董事培训班，但受训人员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证监会主席助理汪建熙近日表示，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公司股权结构，以及完善法规以增强监管力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所暴露的上市公司一股独大、法人治理不健全、信息披露缺乏有效监督等深层次问题无疑成为了我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绊脚石，同时，也为本案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