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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晓鹤 王胜忠北京报道
为了这一天，他们期待了很久，也谋划了很久。
11月7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即QFII)正式出台。从此，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以前未向他们开放的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尽管这
个从动议到发布历时两年多、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深远和实质性影响的政策随即被淹没在股市的大跌中。
“这应该是管理层推出的一个利好措施，但市场并没有给出相应的回应。”一位在股市浸泡了十年的投资者很无奈地说。
“QFII的推出不会改变市场的状况，它只是可以增加境外资金对中国证券项目的投入。”但中信证券研究所所长刘辉强调：“它将彻底改变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和性质。”
从最初的散户时代、个人大户时代，到后来的券商时代、私募基金时代和证券投资基金时代，中国证券市场由此进入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时代。
代价是巨大甚至残酷的。为这一时代的到来，此前的中国股市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的大幅下跌，其间的参与者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券商、基金等机构投资者都承受了几乎腰斩的命运。
“海龟派”暗渡陈仓
目的似乎是在轻易间就实现了。尽管长时间的铺垫和其中大量的游说和努力并不为人知。
选择在特定时段出台这样的政策，让一切显得顺理成章，而此前经历的抱怨、愤懑、不平甚至体现民族情结的激昂也被淡忘了。
2001年证券市场风云突变留下的刺痛和阴影，只能深深地嵌刻在投资者的心底，让他们独自体会和承受。而事关中国证券市场如何发展，由此展开的海龟派和本土鳖的对决却会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上浓墨重书。
尽管2000年，中国股市以市场化为发轫开始的大跃进已经在显露某种危机，但并没有遭遇任何的异议，甚至并不适宜中国实际的市场化定价的发行方式也在国际惯例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淹没了。
2001年开始，情势大变。年初，摩根斯坦利发表了警示中国股市存在大量泡沫的报告。随后，一批境外机构同样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而另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的报告中则认为中国证券市场中只存在12只股票具有投资价值。
国内的“海归派”也与其遥相呼应。中金公司的许小年甚至提出中国股指合理点位只在1000点，中国的股市应该推倒重来。尽管关于合理点位为1000点是援袭摩根斯坦利的说法。
对于去年7月开始的大跌，甚至在管理层认为并不具理性时，摩根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这样的低迷是好消息而非坏消息。他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最好让股市泡沫破灭，并在此后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如果中国能够将资本市场效率提高到纽约或伦敦的水准，这将是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后几步之一。
随后这样的声音减少了许多，但这的确为后来的演变做了很好的舆论和理论铺垫。顺着这一基础，中国证券市场的变革也展开了。
B股市场的对内开放成为试金石，也成为抛给境外投资者的奶酪。“开放不仅令前期被长期套牢的境外资金和违规入市的国内资金解了套，还套牢了大批响应号召入市接盘的国内投资者，使早期入市者在扬长而去之前大赚了一把。”一位投资咨询公司的老总说。B股市场很快演变成为国内散户投资者的市场。
接踵而来的是海外上市公司还乡圈钱渐成气候。中石化刚刚从海外上市归来就迅速回师国内A股市场募集资金高达118亿。中石化的破例，为大批想当“还乡团”的“海龟”股打开了突破口，大大加剧了国内市场的资金压力，迫使大盘强制下行。
但管理层在市场的重压之下却处乱不惊，并且坚决地开始“危机变法”，在平均每3天就推出一个新的规范市场政策的情况下，政策走向也一步一步地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去年一年，市场上制度创新的步伐可谓越来越快。退市机制的正式推出结束了我国股市中只能进不能退的历史，但这并没有赢得业内人士的赞同。“市场在推出这些机制的同时也在大力倡导长期投资的理念，但是相应的措施并没有跟上，退市机制没有错，但在中国股市信息披露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就成了这一机制的牺牲品。”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抱怨说。
投资者的无助、无奈甚或是无所适从，都已经无法改变中国证券市场一步步走向市场化过早地融入到国际进程中的事实。
境外投资者时代
“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将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带来一个新的变化。”中信证券的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新的投资时代的来临。
而在此前，年仅10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历从散户时代到证券投资基金时代的几次嬗变。
“在1996年以前的市场的懵懂时期，市场的规模小，市场机构的实力更小，按现在的标准来划分，当时的机构不论从资金实力、操作理念等各方面都可以说是在‘散户时代’。”一位对机构研究多年的业内人士称。当时市场最出名的个人是那个叫“杨百万”的上海人，另一著名的机构赢得的负面名声却是来自国债期货市场而不是股市。
散户时代注定只是一个原始的草莽时代，当券商的轮廓清晰时，新的券商时代就开始了。
从1996年2月份开始的，以华夏、君安及中经开等证券机构为代表的“券商时代”开始主导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时券商的资金实力尚无其他机构所能敌，因此主角就非他莫属了。“1996、1997年的大牛市其实是券商打着价值发现的旗号垦荒出来的”。中信证券的研究员认为这一时代是一个价值发现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绩优股的时代，”航空证券的一位研究员说，“长虹、深发展等都在这个阶段释放了他们在证券市场的最大光芒。”但遗憾的是，这个时代仅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97年5月，打着‘消灭10元以下股票’旗号的这个时代已经渐渐开始褪色。”航空证券的这位分析师回忆说。在他的记忆中，1997年5月，长虹登上了历史最高点65元，深发展也创出了近49元的高价。直到现在，这两个价位都分别是这两只股票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最高点。
而随着君安掌门人张国庆的入狱，券商的时代结束了。狂野的私募基金粉墨登场。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合金投资和湘火炬，他们在私募基金的引领下，从1998年年初一路狂奔，均以成倍的上翻回报了投资者。但时至今日，私募基金“见不得光”的地位决定了它无法成为这个市场的引领者，更多的只是昙花一现。在去年的私募基金报告中，虽然学者指出私募基金的数目高达7000亿，但事实上，私募基金早已度过了他的花样年华。
而此后登上证券市场舞台的证券投资基金，则显得有些英雄气短。航空证券的分析师并不认为他们成为那一时期的引领者，但如果说1999年的“5.19”行情是新基金一手缔造的，想必没有多少人会反对。
在那一波行情中炒得最疯的，如东方电子、清华同方、风华高科等高科技股都是新基金一手策划的。此后，在2000年年初新基金接到华尔街传来的灵感又策动了一波汹涌的电子商务行情，从而捧红了海虹控股、综艺股份、上海梅林等一大批互联网的掘金者。
“其实，新基金之所以有这种狂野的力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理层为了应对加入‘世贸’的挑战，一手将新基金以揠苗的方式拉扯大，因此新基金是以钦定的身份举着‘替天行道’的旗帜进场的，牛气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新基金以专家的面目娴熟地扮演着羊群效应中头羊的角色，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调动群众的力量，从而达到了造势和造市的目的。”一位一直研究基金的分析师认为。
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过2000年10月的时候，证券投资基金时代终因“基金黑幕”而悄然谢幕了。
一个时代的结束必然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这一次，引领者将是境外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将带来新的投资理念”，闽发证券的一位分析师说，“这将是一种真正的价值投资”。中信证券的刘辉也认为，境外资金近来的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够使得国内的投资者建立起一种赚钱的效应，而利益的驱动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航空证券的分析师也告诉记者，在中国的股市，将会催生一些行业的龙头股，也就是真正蓝筹股的出现，在石化业、电信业、零售业、民航业、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机会。这种变化将使中国股市步入价值投资时代。
再造中国股市
许小年的“推倒重来”，除了让许多国内学者耿耿于怀，但也让他们不齿、不屑，甚至成为其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笑柄”。
而现在看来，许的想法正随着QFII的到来变得清晰可行起来。
得以能够实现，并不是因为它的资金实力。尽管为推行这一政策甚至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资金量的多少仍是一个颇为羞涩的话题。
以其他地方的经验看，QFII累积汇入台湾的资金净额达到380亿美元外资持股占总市值的比重超过6%。中信证券、闽发证券以及西南证券的分析师都认为QFII制度12月1日的正式实施将不会在短期内为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
有学者估计，现行QFII资金规模有可能控制在流通市值的5%-6%左右，也就是约100亿美元规模。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
正如实力并不能完全决定对话和谈判能力一样，资金的多少也不会制约境外资金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
尽管如“中国股市近两年大跌，投资者的损失惨重是在为境外资金铺平道路”这样的说法，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中。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境外资金背后的机构在事关中国证券市场的政策、制度的制订中所具有的强大游说能力。
尽管其进入目前还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和范围，但它们却不像此前国内资金那样“与世无争”，而必须是有许多附加条件。而像B股市场开放之后，国内资金尤其是散户在懵懵懂懂之间就充当了“解放军”的滑稽剧在他们身上是不可能重演的。
中国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市场制度甚至法律架构等要随之产生变化。而这一切，则意味着此前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无论是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如券商等，甚至是上市公司都将在新框架下开始游戏。而这样的转变，对习惯了在旧游戏规则之下行事的他们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而国际化、市场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必然要面对和经历的。遭遇切肤之痛，无奈但已经注定要在他们身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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