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八

　　上篇

　　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当天上海市场跳空20点高开，下午以暴跌30多点收盘，K线图上出现了近期难得一见的长达50多点的大阴线，盘面极其难看。

　　更令人不可忍受的是在此后的交易日中，沪深大盘连拉阴线，K线组合上完全是一幅跳水形态，不明就里者肯定会以为有什么突发性利空发生。

　　这一切都和投资者的心愿背道而驰，也和管理层的良苦用心南辕北辙。

　　因为就在11月7日，管理层宣布推出QFII，11月12日宣布即将出台国有股和法人股转让外资的具体操作办法，并澄清外资转让股份后全流通的谣言和猜想。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究竟怎么啦，为什么总把利好当利空呢？

　　水皮也有迷惑的地方，难道1500点仅仅是一个政策底而不是一个市场底，难道非要打到1000点才符合“成熟市场”的定位形象？难道管理层已经失信于民而失控于市场了吗？

　　答案没有现成的，如果要探讨这种现象的话，也就只能寻找一些思路。

　　可寻找的答案之一就是市场太弱。大家知道在持续两年的盘跌加暴跌之后，大量的投资者心态已然恶化，持久的巨额亏损正在考验大家的心理极限。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杯弓蛇影的，心乱神迷的结果放大的往往是恐惧，而出局的心态又占据了上风，逃命意识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

　　可寻找的答案之二就是投资规律。投资规律告诉我们“利好出尽是利空”，因为市场行为的根据是预期，对于利好政策的期盼一旦落实也就意味着预期的缺失，表现在行情上有回调是正常的，但目前的行情显然不能解释这种规律，创新低的指数只能说明，这个规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寻找的答案之三就是对未来的迷惘，QFII推出的副产品马上就让人联想到QDII，外资收购国有股和法人股又让人联想到全流通。所有这些副产品都是所谓单向“市场化”的产物，而管理层至今没有对中国市场的近期定位和发展方向作出正面的评价。什么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区别在哪里，新兴市场的时间要持续5年、10年，还是50年不变至今没有公开的明确说法。新兴市场的历史是否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步。如果在理论上不作出解释的话，政策上就会因人而易，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可寻找的答案之四就是机构的博奕。大家都知道，包括券商、基金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今年是元气大伤，距年底结账已经时日无多，再大的行情也难逃亏损的局面，既然如此摆在面前的就有两个选择。一是生产自救。这需要资金，同时需要指数空间和行情时间，明显是不现实的；二是期待来年。而期待来年又有两种选择：一是无所作为、守株待兔；二是索性砸盘，破罐子破摔，既把今年的亏损撇干净又为明年逢低补仓打好基础，在目前的市道中可以算作主动出击的选择。

　　可寻找的答案之五就是信用危机。今年以来的利好可谓不断，但是“6·24”行情的夭折令人对管理层的行政能力产生了不小的迷惑。何以政策做多，而扶持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券商却拼命出货，管理层能不能左右机构的投资行为？如果不能，那又为什么要超常规培育，难道就是为了培育和自己作对的势力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券商如此看淡后市又如何培育中小投资者的信心。资本市场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市场，纠错机制只能起纠错的作用，无非是一种消极的防御，而要营造积极的进攻就需要自己的资本力量配合，管理层到了需要建立自己的队伍的时候了，否则主动权就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QFII的推出使台湾股市从4000多点直上10000多点，沪深股市没有理由就此反而跌入深渊。

　　下篇

　　任何股市政策都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利好和利空两种。

　　托市、救市和做市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结果。

　　1994年4月，上海股市从1558点一路滑落至777点附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动777保卫战，刘鸿儒作为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发布“四不”政策，股指一度企稳，但是很快又重归下跌熊途，一直到7月底的325点。其时，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1993年底开始的全面紧缩和整顿期间，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反弹，市场自然也就托不住。托市被证明是失败的。

　　1994年7月底，也就是刘鸿儒四不政策托市失败后才三个月，沪指硬着陆，证监会发布“三大救市政策”并且打出了组建中外合资基金这张8年后才兑现的空头支票，沪深股市强劲反弹，尽管三个月之后又大幅回落，但毕竟再没有跌破500点，救市被证明是成功的。

　　1999年5月19日，以财富效应为理论根据的行情发生“井喷”，指数一路从1000点附近狂飚七成，突破历史高点1500点，最终达到2240点附近，在这过程中间出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现了1500点才是恢复性行情的“红头股评”，出现了三类企业炒股开禁的通知，出现了打通券商融资渠道的股票质押贷款政策，这就是典型的做市。历史证明，这段“做市”的经历有太多值得我们总结的东西，正是在这段“做市”的后期，广大投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今我们依然在为这段“辉煌”而还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火上浇油式的“做市”是不足取的，消极防御的“托市”是托不住的，能够恢复市场信心的是适时的、积极的、主动性的“救市”政策。

　　但是，话又讲回来，任何一个市场的政府也好、证监会也好，该托的市是必须要托的，这就好像尽义务一样。结果也许托不住，但是至少能稳定一下人心，延缓一下调整的斜率，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所以但凡美国股市暴跌，布什也好、格林斯潘都会出面喊话打气，而在台湾，财政部门更会在暴跌之日紧急动用国安基金进场护盘。更有甚者，1997年8月，香港政府为了阻击索罗斯利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攻击香港股市和汇市，不仅动用财政力量进场护盘，而且不惜冒着被骂破坏自由经济原则的罪名变更游戏规则，成功地击退国际对冲基金的恶意攻击，保住了香港的股市和汇市。香港政府为护盘而购入的大量股票后来变成了盈富基金，盈利部分又返利于民，皆大欢喜。

　　香港政府又为什么这么赤裸裸地干预市场？因为资本市场说到底是一个利令智昏的市场，也是最不理智的市场。在资金优势面前，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存在事实上的不对称不平等地位，如果听任索罗斯的冲击而坐视不管，那么香港股市必然崩盘，香港经济必然崩溃，到时候你想管也没什么可管的，市场都没有了，那些僵硬的原则和规则又有何用？这种道理恐怕是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自由经济人士”和站在场外的所谓“市场取向派”的书呆子们所无法理解的。

　　1500点仅靠“纠错”这样的消极政策托市是托不住的，管理层和决策层必须拿出“救市”的魄力和措施。这种魄力首先要体现在对自我的否定上，同时又要体现在对未来中国股市向好的强烈信念上，处在“新兴＋转轨”时期的中国股市，用投资者的话来说“用行政手段调控行情”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没什么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在暗示已然失败的情况下，明示就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否则就会出现目前的尴尬，十六大之前指数还在反弹，利好出台之日反成暴跌之始，再次上演南辕北辙效应。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条标语，如果走出政策市的结果是以摧毁大家信心为代价的话，那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顺便说一句，战略对头，不见得战术适用，从现在的情况看，决策者还需改进的就是行政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