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三

　　　水皮杂谈

　　政策是什么，政策实际是一种权宜之计。政策与法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但是也正是这种灵活性为跑调提供了可操作空间，这 里面有政出多门的缘故，也有利益之争的缘故。

　　政策有杂音并不可怕，管理层的使命就是平衡市场各方的利益，从而确保主流方向，在这一点上中国证监会可以说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有时候甚至扮演的角色并不能被市场所理解，吃力不讨好。

　　举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来说就是国有股减持。2001年6月宣布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那个晚上，在央视亮相的并不是证监会的主席周小川，但是年底出面收拾局面从而“纠错”的却是证监会，此后征集国有股减持社会方案的也是证监会，最终宣布停止这个方案的也是证监会的努力。不明就里的投资者责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水皮清楚，尽管证监会直接面对市场，但是能够影响市场的力量却很多，有时候势力之大连证监会也要靠边站。

　　所以，我们所谓的管理层称谓，有时候是指证监会，有时候并不特指证监会。

　　所以，我们所谓的政策也就会经常处于摇摆之中，时常反复。

　　当然最大的反复还在于对证券市场的基本判断和认识。以1999年“5·19”行情划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不同。“5·19”行情之前，对于股市决策层一直是有看法的，政策取向上基本上是打压的，最醒目的标志是1996年12月底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1997年7月前后的“十三道金牌”。但是“5·19”之后，情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证券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解困脱贫筹资输血的作用和“财富效应”被不恰当地扩大，股市扩容从以前的打压手段变成了最终目的，最醒目的标志也是1999年6月初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恢复性上涨行情”的结论。事实证明，走极端的政策取向是不可能持久的，不管从哪个极端走向哪个极端都意味将遇到最大的反弹力。这种反弹力我们很快就在2001年春节前后吴敬琏先生和另外五位经济学者的对垒中体会到了，“中国股市是不是赌场”、“全民炒股行不行”、“市盈率是不是太高”的话题覆盖了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技术层面，中国股市向何处去？要不要推倒重来？这些疑问与其说是投资者的迷茫，不如说是管理层和决策层的困惑。

　　表面上看，争论没有明显的结论，但是市场却在这种争论的氛围中变得微妙起来，正常的监管也被视作管理层打压的措施，集中打击庄家操纵股价的行为也被广泛误读，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暴跌的沪、深指数面前成了一句空话。而与此同时，与国际接轨的所谓市场化措施却一个接一个出台，比如战略投资者的概念，再比如增发的概念，不可否认“洋经”是好经，但是经过本土的“歪嘴和尚”一念全都变成了坏经，战略投资者成了内幕交易腐败的代名词，而增发成了滥发的代名词，市场的门槛越搞越低，市场的秩序越接越乱。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有人就是患上了“左派幼稚病”，投资者被迫替他交药费，而患者则浑然不觉，还以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他们并不明白，所谓“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交市场解决”并不意味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管理层能够放任自流；所谓“证监会不管指数涨跌”，并不意味着指数涨跌的运作方向与政策无关，管理层可以熟视无睹，尤其是当市场非理性崩盘之时。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明白周小川主席是在今年上半年就提出的新兴市场理论以及这个理论将对中国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

　　什么是新兴市场，为什么中国股市要这么定位，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有什么区别，周小川目前只破了个题，文章怎么做，我们还得走着瞧！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一--晴雨表为什么总失灵？

　　中国股市10万个为什么之二--政策市为什么总跑调？